慧通综合报道：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仍未摆脱低迷走势，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中速增长。上半年，进出口增速逐月放缓，但贸易结构继续改善。展望下半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国内需求延续稳中趋缓走势，人民币汇率升值滞后影响显现，预计进出口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应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注重调整贸易结构，保证一定贸易增长速度。

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

呈现逐步走低态势

1、进出口增速逐月回落

1-6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8.6%，略好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出口增长10.4%，增幅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从月度走势看，有关部门加强了对跨境资本、转口贸易等领域的监管，香港“一日游”和“低出高报”等贸易虚假行为受到明显抑制，出口增速逐月回落，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逐步靠近，其中6月份出口同比下降3.1%。进口方面，国内需求不旺导致进口增长缓慢，上半年增长6.7%，其中二季度增速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8.4%。上半年进口增长慢于出口，贸易顺差同比扩大58.5%，突破10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去年的负拉动转为正拉动，贡献率为0.9%，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

2、对外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逐步进入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的转变阶段，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上半年，贸易产品结构、贸易国别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区域结构均持续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方面，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上半年机电、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分别上升0.2和2.0个百分点；铁矿石、石油等资源能源型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消费品进口占比提高。贸易国别结构方面，对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继续放缓，依赖程度降低；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提速。上半年，我国对美、欧、日三大传统市场出口比重下降至37.6%，对其他出口市场比重上升到62.4%，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强。贸易方式结构方面，对国内经济增长、价值创造贡献较大的一般贸易增速快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比重下降3.0个百分点。出口区域结构方面，西部地区凭借产业转移与后发优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进入出口结构升级阶段。贸易经营主体结构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民营企业进行经营转型和开拓创新，实力增强带动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占比提高4.1个百分点，达到41.7%，比重直追外资企业。

3、贸易出口软实力有所提高

随着人口红利减弱、资金成本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我国不仅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而且对外贸易传统的成本与价格优势逐步弱化，部分出口产品市场份额被周边国家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外向型企业更加重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加强技术创新，同时政府部门加强对出口质量的管理，打击出口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商品，全面推进以质取胜战略，贸易出口软实力有所提高。当前，以海尔电器、华为通讯等为代表的中国自主品牌国际市场越来越受欢迎。并且，在国际市场价格总体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相对有所提高。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箱包、手表、生丝等部分产品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达10%以上。

4、利用外资有所好转，对外投资大幅提高

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情况略有好转，今年2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单月吸收外资保持正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4.9%，情况好于上年同期水平。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腾出空间后，更加注重吸引国际文化、教育、卫生等高端产业落户，上半年上海引进美国文化影视投资的两个重点项目金额就达7.25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国际各种形式贸易限制不断增强，我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出口贸易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对外投资显得更加迫切。1-6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91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增长迅猛，对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投资增速均超过50%。在发达国家投资建厂、就地取材、吸收先进技术的局面逐步打开。

当前对外贸易

出现新情况与新问题

尽管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并略有提高，但外贸领域存在的“套利贸易”、“汇率波动”、“贸易脱钩”等情况和问题影响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1、对外贸易中存在虚增成分

今年一季度出口中，部分出口企业为达到博取人民币利差及汇差、获得出口退税好处、取得大陆境内理财产品收益等目的，对香港出口中“一日游”和“低出高报”现象更加明显。进入4月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套利出口”的打击，出口增速逐步向实际情况靠拢。根据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发布的进口数据（国际统计数据滞后于中国数据公布），美国1-5月份自中国进口增长3.1%，我国对美出口数据为增长3.5%；欧盟1-4月份自中国进口下降3%，我国对欧出口数据为下降0.9%；香港1-5月份自内地进口增长9.5%，内地对港出口数据为大幅增长54.9%；其他国家与我国进出口统计数据虽略有差异，但区别不很明显。可见，我国上半年出口的虚增部分主要来自对香港贸易。根据计算，1-5月份虚增出口约340亿美元，剔出虚增的部分出口增长9%左右，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热钱大规模流入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冲击外贸出口

1-5月份，通过贸易渠道和其他渠道的套利资金大量流入，我国外汇占款投放增量达到1.58万亿元，是上年全年的3.2倍。6月份之后，由于美国宣布将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国际短期资本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日本市场中大规模流出。套利资金大规模、快速地流入流出，导致进出口统计失真，干扰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损害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期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助长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扩张，加大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增加了积累泡沫的风险；后期的热钱迅速流出，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吃紧，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一度出现“钱荒”现象。此外，短期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1-6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已达5.7%，将严重削弱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3、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初步显示脱钩迹象

我国对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出口比重下降，表明外贸结构有所改善。但这一现象也体现出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正在逐步弱化。上半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上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可能预示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与发达市场脱钩的进程加快。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商品在欧盟与美国市场中的份额已经出现下降。而且，伴随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推进，未来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加深。对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大部分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经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密不可分。在国内面临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与发达国家经济、贸易脱钩速度过快，将可能引发外需锐减、产能过剩加剧、就业形势恶化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下半年外贸进出口

将进一步下滑

展望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长不甚乐观，经济领域积累的矛盾难以化解，低增长、高风险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内需放缓趋势难以改观。初步预计，下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全年出口增长9%左右，进口增长7.3%左右，贸易顺差达2800亿美元。

1、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偏弱

年初以来，尽管世界经济运行中逐步显露出一些积极迹象，但是总体态势仍然疲弱，全球经济改善势头放缓。一季度世界经济增速出现小幅反弹，之后回升势头趋弱，制造业处于收缩边缘，二季度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指数均值50.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1.2。同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普遍差于预期。美国财政减支计划实施不利于私人部门消费需求提高，对经济负面影响逐步显现；欧洲债务危机情况并无明显改善，经济衰退程度超出预期；新兴经济体由于产能过剩、外需放缓、金融风险等问题，经济增长普遍减速；全球能源、原材料新增需求放缓，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资源出口国受到冲击，经济运行低迷；只有日本在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消费与出口形势好转，经济增长出现起色。近期，IMF再次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调低为3.1%，较4月份报告下调0.2个百分点，将新兴经济体增速下调0.3个百分点至5%，发达经济体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1.2%。世界银行近期展望中认为今年全球GDP增速将低于去年水平。

2、中国被排斥于新一轮主要区域贸易谈判之外

当前，传统WTO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逐步兴起。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今年以来，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TPP、TTIP谈判更是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目前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3、全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

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出台四轮量化宽松措施，欧洲央行出台不设上限购债计划，日本提出以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胀与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全球货币都存在超发趋势。国际短期资本年初一度大量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部分国家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价格上升。但是，自5月份以来，全球金融市场 波动加剧，尤其是美国宣布将要提前退出QE计划，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上升，欧元区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利差再拾升势，引发国际资本转向，新兴经济体遭受资本外流、资产价格下跌、债券利率上升、金融体系震荡等冲击。此外，美国“退出”政策预期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化，尽管路透CRB指数持续下滑，但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高，逼近近两年高点，而粮食、贵金属等价格一路走弱。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大宗商品价格分化，导致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不利于我国外贸稳定运行。

4、国内市场需求保持稳定

今年以来，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短期内由政治周期引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去库存周期基本结束拉动经济缓慢复苏的共同作用下，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调整相对稳定，物价较为温和。下半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基础设施投资和企业库存回补又会推动下半年经济增长。总体看，我国投资、消费需求将温和增长，宏观经济将处于中速平稳增长态势，有利于我国外贸进口平稳增长。

5、汇率上升滞后影响不容忽视

人民币汇率是影响进出口走势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6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达116.34，连续九个月上涨，且连续八个月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5.7%，与此同时，日本以及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选择货币贬值策略，以抵制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不利影响。在国内劳动力、资金、环境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削弱的情况下，汇率的持续走强将进一步压缩企业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尽管当前国际短期资本出现流出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考虑到汇率升值对贸易影响存在一定时滞，预计下半年这一影响将逐步显现。

6、外贸维稳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无论从春季广交会成交数据还是从当前出口先行指数看，未来出口情况不容乐观。针对这一情况，有关部门明确提出将加大外贸维稳政策力度，争取“为企业提供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既有利于稳定出口，又有利于扩大进口；既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又有利于开拓新市场，发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综合优势的贸易环境。”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便利通关、暂免出口商品法定检验费用、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零税率、实行进口贷款贴息、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措施，这将对提振企业信心、降低经营成本、稳定出口、推动进口产生积极作用。

稳定人民币汇率

降低企业负担

1、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稳定人民币汇率

一方面，短期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期内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建立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由汇率“中间价”逐步市场化入手，增加汇率弹性；加强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制度建设，给予市场要素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更大的权重；在严格资质核审的基础上，促进汇市交易参与者构成成分多元化，形成更具活力的市场格局。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不同项目的开放难度与当前开放程度，由简入难、由易入繁，短期内进一步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中期内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2、注重短期资本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国际资本管理应长短结合，既兼顾短期应急措施，又注重长期规则制定。短期内，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要加强进出口真实性审核，防止高报出口和低报进口，抑制热钱流入的势头。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美国等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动向，为防止跨境资本大规模回流发达国家做好预案。长期看，资本监管制度建设应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建设。建立国际资本流动预警系统，科学制定短期游资流入流出天花板与警戒线，一旦触及危险区域，就应启动应急预案，如开征托宾税等；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热钱对人民币汇率升降的敏感性；推动国内金融部门稳健经营，消除金融脆弱性。

3、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当前，释放改革红利，保持市场稳定，最重要的是激发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力与动力。一方面，企业承担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具有刚性，难以通过政策减负实现下降。可考虑将政策重点落实在降低企业交易与运营成本上，进一步减少对外贸企业的审批环节，清理不必要税费，降低企业行政费用支出，同时加强外贸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国际贸易资讯系统，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加强多边与双边谈判，减少贸易壁垒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结合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的契机，提高财政资金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加快出口退税税款返还速度，进一步降低对外贸企业的税费，在公共服务方面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提供财政优惠。

4、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合作谈判

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已经启动，中国一方面应抓紧练好内功，逐步完善金融、服务、证券市场等方面制度建设，提高外资进入的可操作性，主动与国际自由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和新规则接轨。另一方面采取重点突破战略，有选择地加强与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部分国家（如瑞士、韩国等）建立双边或多边贸易联盟，通过此类贸易联盟逐步扩大、增强在本区域的影响，提高加入泛区域贸易协定组织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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