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方式解决问题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成果。

很多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将大型的产业私有化，国有变成了私营。我前面谈到，如果政府对此不保护、补贴，它必然造反。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认为，那些大型的现代化产业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继续进行保护、补贴。最终形成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补贴，会比国有时所要的保护补贴更多。

像俄罗斯是世界上军事强国，八大工业垄断集团技术很先进，其航空航天业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是俄罗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国家，美国的资本比俄罗斯多很多。八大垄断集团今天所拿的补贴，远比前苏联的时候多。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呢？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成果。

另外，在转型之前，我们有不少比较优势，如，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军工业。转型期间，我们又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乡村企业。不仅固化比较优势，也鼓励新的优势，保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

当然，这样快速发展确实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就像当初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既然双轨制还保留不少保护供需利益，那这个保护就会被扭曲，必然带来的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如，为了保护大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必须给它提供低价格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财政拨款，根本不用还款。改革开放之后，拨款转为贷款，保留了大型银行，以及能够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相关安排解决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供给的需要。

双轨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时候
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两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釜底抽薪，把这种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发生的基础消除。

可是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要保护要补贴，谁补贴他？这些小农户、一般家庭，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是他们把钱放在金融体系里面，金融体系用他们的钱来补贴大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的一个金融安排，就变成了把我们周围比较低的群体，用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来提供给有比较优势产业补贴。之初大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经过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是个金融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当时的重工业，资源的传统价格上不去，为了补偿开矿企业的利益，采矿基本上不用交税。改革开放后的1993 年后项目价格开始跟国际接轨，但资源、开矿方面的税基本上等于白送。为了取得开矿权，投资2000 万、3000 万，但实际上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上百亿。因此，这种机制就把大部分资产转移给这些开矿企业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务行业，比如通讯、交通、金融是维持国家安全稳定的垄断企业，就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确实是保留双轨制扭曲所导致的后果。

所谓的寻租，用政治学的语言叫贿赂、贪污、腐败。这就是我们双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我想道理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两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釜底抽薪，把这种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发生关系的基础消除。

双轨制下存在的问题应该改，如果不改，就不能够消除社会不稳定根源。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是世界上贫穷国家，连非洲国家的1/3 都不到。当时对大型国有企业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经过33 年的发展，2012 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属中等偏上的国家，而且资本已经不像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那样短缺，很多过去比较落后的产业已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继续给它政策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因此，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不仅应该改革，而且是可以改革。

现在就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如果消除不掉，就无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愈大以及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未来2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有8%增长潜力
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我国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关于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问题，那么剩余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持续了33 年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高增长。其他国家高速增长期最长也是25 年，中国已经33 年，中国的工业化已历经了很长时间。

我个人的看法是，要看清楚快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我国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一个很好的衡量水平是我们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较，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

2008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是美国的21% ，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时和美国的比较水平，也是21% ；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是我所讲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3个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提升经济增长几个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和我们改革开放一样，或者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道路和他们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样的后发优势潜力让它们实现了20年从7.6%到9.2%的增长，就意味着后发优势也应该让我们经济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发挥潜力，前提是什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改善我们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我们的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且还要继续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照此下去，我想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 ，2011年增速为9.3%，2012 年增速为7.8% ，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 。但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5%—0.49%，从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应达到7.3%。只要我们改革到位，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 美元，翻一番是8800 美元，如果我们维持7.3%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得非常高，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很可能到2020 年，加上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按照现在世界的统计标准，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则属高收入的国家，我想这不是在2020 年达到，就在2021 年，最慢2022 年会达到。届时，中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由此，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扎实的一步，也对疲软中的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做出贡献。

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我们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跟发达国家比，跟美国比也不过是其1/4 ，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大约只占全世界人口11%。如果我们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可以翻一番，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期到。就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定的目标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长7.2%。而我们现在是年均增长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西方不存在真经
西方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很难达成共性。

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你必须拥有现代化国家发展所需的产业。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在一步一步地升级，这样的战略带来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一直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的团队也在升级。

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我是第六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期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们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经济学上能取得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这些道理，让我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我想这种思想模式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都存在，包括在我最近几年前的时候也存在，所以我才会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反思一下，这套经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现在西方都靠理论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可以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们的贪污现象、寻租现象等。西方的理论还讲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那么就会影响这些参与者的情绪，而且会丢了道德工具，这样社会就会有损失，等等。

我们自己分析也确实是这样，产权界定不清的时候，确实存在信用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理论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些他们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很难达成共性。

当然，在转型特别是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中，我们确实存在问题。这几年我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才出现，那么发展经济学依托的是什么呢？我在我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有反思，叫结构型经济。

因此，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你必须拥有现代化国家发展中所需的产业。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在一步一步地升级，这样的战略带来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一直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的团队也在升级。

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除了中国，在18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按照西方理论来制定政策，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求实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理论很多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应该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180 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尊重。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有一本真经在那个地方，你回去以后虔诚地念，虔诚地读，你就会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没有，相关理论可以说各领风骚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会被别人所扬弃。

另外，即使这个理论在西方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必然就有效？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所以，在西方是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全部照搬。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作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这样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理论很多理论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贡献我们国家的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我们对目前85%还生活于发展中世界的人民也会有着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我想，我们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其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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