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中央高层奔赴全国多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农村经济等问题进行密集调研。

尽管领域不同，但改革确是中央高层在调研时都会提及的词汇。日前，多名高层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记者，决策层重申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并辅之以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重回老路。这个方向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最大的市场化经济体都不得不向政府寻求救助后，仍能坚持，意义重大。

高层调研的关键词
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各级都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习近平在长沙考察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胜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消化过剩产能，最终要落实到一家家企业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企业要抓住机遇，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

农村改革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是国务院今年批准的国家首个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1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黑龙江考察时表示，农村改革又到了新的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得靠改革。在考察过程中，他鼓励身边的干部群众说，“改革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你们最了解脚下的黑土地，我们支持大家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趟出适合你们的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促进多打粮多增收。”

11月1日至4日，张高丽副总理在上海、浙江调研时指出，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重要力量，各地方、各部门一定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为民营企业松绑放权，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更高层次上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在即，中央高层的调研涉及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等领域，这也契合了外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领域改革的猜测。

实际上，1978年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载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35年来的7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

今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10月31日，李克强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30余年，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价更大的改革。与30年前相比，历史环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30年前的改革的主要敌人是意识形态障碍，如今的改革难点主要是‘利益’障碍。”

中央高层密集调研说明了改革的着眼点和目标。李克强称，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但是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亿万职工都能过上好日子，没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大，为此必须义无反顾。

汪涛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可能会设定一个涵盖所有重要领域的综合改革框架。

她判断，中央政府将以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原则来指导改革，并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推动金融市场、户籍制度、财税体系、社会保障、能源和资源定价、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农村土地等领域改革的中心和抓手。

“改革的核心在于推动‘人’的城镇化，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缩小社会不公并减轻结构性失衡。”汪涛说道。

财税改革是基础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那么新一轮改革的牛鼻子在哪里？多数经济学家给记者提供的答案均是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甚至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的基础和支撑。”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9月曾说，财税改革还要依赖于有关配套改革的协同与推进。

而记者还发现，近日李克强频提的改革关键点中，财政被置前。

11月1日，他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称，“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障碍，推进结构改革，大家关心的财政、金融、价格、企业等改革，都会不断走向深入。”

而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中还点出了一些方向，即财政公开预算、削减“三公经费”等。

围绕人的城镇化的最核心议题之一便是户籍制度改革，一位参与官方调研的人士告诉记者，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的前提便是中央财政担负更多的支出，完成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他说，目前的现状是地方政府承担过多事权，而收入不足又导致超发地方债以及土地财政等扭曲操作，可以上收事权以解决这个问题，由中央财政承担更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责任，户籍制度和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便都找到了突破口。

瑞银给出的判断是，服务业营改增可能进展最快，在未来2~3年内即可完成，地方政府收入占比也将随之调整。地方政府或将通过资源税改革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中央政府将在基本养老和疾病防控等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

但相对应的是，房产税在两年之内很难在全国普及，而地方自行发市政债以及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让税的发生是小概率事件。

前述人士分析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减少支出责任便是一种间接的财权下移，因为需要你支出的部分少了，而就地方征税问题，中央也在征求意见和调研中，这是直接下放财权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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