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所在，不过在我国，各地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未来各地城镇化的重点也各不相同。

浙江媒体近日报道称，2013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4%。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浙江城市化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即将进入成熟阶段。

这一数据也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根据各省公开资料统计发现，有13个省市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8个省份城镇化率高于60%，这些省份均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大多省份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这些地方将是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也是未来投资发展的重点方向。

城镇化率高低不均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

我国城镇化最高的省份为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体，这三大直辖市城镇化率均已超过了80%大关，进入到国际上通常而言的发达阶段。这其中，上海以89%的城镇化率遥遥领先。

在三大直辖市之后，是广东、辽宁、江苏、浙江和福建5个沿海发达省份。这些省份的城镇化率均超过了60%，按照城镇化三阶段论，超过60%的城镇化率，意味着这些地方已经进入到城镇化的成熟阶段。

这其中，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包括深圳、东莞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城市迅速崛起，聚集了大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76%，在三大直辖市以外的各省份中领跑。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率成正相关的关系。”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对一个区域来说，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才有对城镇化的需求，包括人力、物力、资金和物流等各种资源的集聚，而城镇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例如，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地轻工制造业蓬勃兴起，轻工制造业又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机会，迅速带来人口的集聚和城市的发展。

不过，尽管城镇化率比较高，但不论是广东还是江苏，省内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却差异很大。例如江苏的城镇化就存在明显的南北差距，南、中、北三大区域的城镇化率呈南北梯度排列。2013年，苏南超过70%，苏中接近60%，苏北则在55%左右。而从13个省辖市看，最高的南京和最低的宿迁，城镇化率的差距近30个百分点。

广东的区域差距在沿海各省份中最为突出，城镇化率也呈现出巨大的鸿沟。截至2012年底，珠三角城镇化率达83.8%，已经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粤东西北城镇化率分别为59.1%、37.6%、45.3%，均低于全省均值。粤西、粤北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这一比例对应的是，粤西粤北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粤东西北城镇化还有很大的空间。”正在粤西调研的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对本报称，像粤西要达到50%都还要花好多年的时间，因此还有大量的投资空间。

不过，对这些地方来说，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很多当地的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是选择当地的三四线城市就近城镇化，而是直接跑到广深等一二线城市。一方面珠三角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东西北的三四线城市发展十分缓慢。

彭澎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取消这些三四线城市的落户限制外，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对这些地方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些都发达了就没必要进入到发达大城市。”此外，产业的规划也十分重要，要有相应的产业才能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

不过，沿海省份中也有城镇化水平比较滞后的。例如，经济总量第三的山东，尽管经济发展较快，但目前该省的城镇化率只有53.6%，勉强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作为工业大省和农业大省，未来山东的城镇化仍有很大空间。海南与河北虽然也算沿海省份，但与其自身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匹配，这两省的城镇化水平也比较低。

解决“伪城镇化”

对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这些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0%的城市而言，未来再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的空间已经不大。例如去年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1043.31亿元，广州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在1300亿，深圳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358.34亿元，这些城市的投资规模均远远小于中西部的武汉、重庆等城市。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尽管类似北上广等地的城市化率已经进入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些城市跟真正的发达国家仍不可同日而语，在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创新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对这些地方来说，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将从量的拓展转移到质的提升方面。

目前，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3%，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也就是说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人没有城镇户籍，与户籍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均等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样的城镇化也被称为“伪城镇化”、“半拉子的城镇化”。

这种“半城市化”在北上广深尤为明显。例如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00多万，但户籍人口只有300多万。而广州常住人口有1600万，但户籍人口只有800万。

“外来人口的医疗、养老、小孩的教育跟户籍人口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些城市急需通过制度的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难点。

彭澎认为，一方面是要让居住在城市的非户籍人口逐步享受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让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享受到市民化生活，这样才能实现城乡统筹。

中西部投资空间巨大

相比之下，中西部由于经济较为落后，城镇化水平也比较低，除了少数几个省份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西藏、贵州和云南均低于40%，四川、广西、甘肃、河南也低于45%。

对这些地方来说，城镇化目前仍处于起飞加速阶段，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也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贵州为例，贵州城镇人口2013年比上年末增加56.37万人，城镇化率提高1.6个百分点。四川比上年提高1.37个百分点。甘肃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38个百分点。

胡晓登说，西部欠发达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其城镇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量的拓展还是质的提升，都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比如贵州，以后可能每年不止1.6个百分点。它的投资空间和回报、城镇化的成长性在未来10~20年都是相当可观的。”

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胡晓登分析称，促进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方面可以缓解东部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的发展，很多农民已经出现“逆选择”，从沿海返回家乡附近就业，愿意就近城镇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包括吉林、黑龙江以及湖北、重庆和内蒙古，尽管城镇化率没有超过60%，但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重庆作为1997年新设立的直辖市，近几年经济增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而内蒙古近十几年在煤炭经济的带动下，经济也获得飞速增长，因此这两个地方的城镇化率增幅也比较高。

建国后，国家在东三省以及武汉等大城市布置了大量的大型重工业项目。“这都是计划经济沉淀下来的基础，对当时这些省市的城镇化率提高作用比较大。”丁长发说。

不过，改革开放后这些老工业基地的包袱日益沉重，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难题。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像东北这些老工业基地，未来城镇化发展仍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包括棚户区、工矿区的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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