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 今年4月博鳌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指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再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从而不得不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就是量宽”。 ]

[ 周小川称：“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说法是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规的。” ]

中国版QE（量化宽松）真的来了吗？

随着PSL（抵押补充贷款）、再贷款、定向降准等工具频繁出现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舞台，市场和学界对中国版QE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那么，什么是中国版QE？中国版QE已经实行了吗？中国需要QE吗？

定义中国版QE

有观点认为中国版QE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

今年4月博鳌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指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再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从而不得不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就是量宽”。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近一年来，央行在资产业务端推出了一系列货币工具的创新，通过SLO+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设借贷便利）构建短端利率走廊，最近又推出PSL试图打造中长端政策利率指引。这代表了央行对宏观条件的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可能要进入非常规时间（经济杠杆调整期），央行需要构建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量化宽松）。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说法是说得通的，中国长期以来甚至到现在都不算是严格的市场经济。两次外部性金融风暴对中国没有造成冲击，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采取的货币政策都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版QE的说法欠妥。

中国社科院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中国版QE的说法不准确。他认为目前我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西方QE在背景、经济状况、货币工具是否用尽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西方QE是在经济状况差、货币工具已用尽的情况下进行的；且不限制具体使用领域，只是压低普通融资基准利率，让市场来选择。一方面西方QE是大量的货币投放，和以往传统货币政策有很大不同，是美联储直接大量购买不良资产。

殷剑峰认为，中国不会像美国QE那样进行大量货币投放。“中国监管部门说得很清楚，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放水，而是继续定向调控。”

中国有QE吗

“实际上2008年我国已经实行了量化宽松，我一直觉得中国是不说QE的QE国家。”陈兴动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就是一次量化宽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向《第一财经日报》称，中国版QE已在进行，中国的量化宽松是穿着定向宽松的外衣出现的，定向被贴上了“结构调整”的标签。

今年上半年，央行实施两次定向降准，并向国开行提供1万亿元PSL低息贷款。7月以来，央行又向多家地方银行提供了额度5亿到10亿不等的低息再贷款。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杉表示，以上动作意味着，央行一方面实行“定向降准”，另一方面实行“定向降息”，这种做法实际体现为结构性的货币宽松。尽管此举被冠以“微刺激”，但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宽货币政策。

陈兴动向本报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广义货币M2增速令人吃惊，包括社会融资规模、银行贷款都大大高于去年，显示央行实际启动了宽松货币政策。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高1.3个和1.1个百分点。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虽然M2增长速度较快，但货币释放规模并不足以与西方QE相比。

“现在推出的政策和2008年美联储QE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还真不是QE的概念，从规模上不够匹配。”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师李志强向《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了目前央行货币工具。他认为目前货币释放规模与QE不够匹配。他表示，目前央行的工具SLO、SLF和PSL，都是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控制规模。央行在规模控制上是比较谨慎的，几种工具可能会并用，但相对温和，并不构成QE。

“在我看来，央行虽然最近的货币政策力度大一点，但并不构成QE的规模。”殷剑峰表示，定向降准并不足以使市场恢复到正常状况，可能还需要力度更大的操作，但绝不是中国版本的QE，无论是性质还是量比都是完全不同的。

在上述博鳌论坛上，周小川称：“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说法是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规的。”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改革转型期，中国还没有达到实施传统货币政策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经济条件。实际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一直是非传统的。“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在2008年底、2009年初推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既有货币政策组成部分，也有财政政策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QE吗

如果说2008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由外部环境造成，那么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需要QE吗？

刘煜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未来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有上升压力，结构性财政工具投放会导致中央财政收入下降(降税)，支出上升(财政贴息和民生保障投入)。为对冲财政赤字融资挤出效应(利率上升)，非常规货币量化操作(QE)顺应而生。

陈兴动则认为，QE在不同的国家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英美效果还不错，在欧元区效果不够好。“中国有没有必要QE？有可能，但是压力很大。”陈兴动称，中国现在有地方债、平台债、影子银行，中国式的次贷形成的客观条件存在了。3万亿至5万亿的地方债，信托产品超过11万亿，经济增长下行、产业结构改变、产能过剩、房地产贷款等导致一大笔坏账，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采取QE似乎是不得不进行的办法。

陈兴动进一步表示：“‘克强经济学’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去杠杆，如果QE就是增加杠杆率，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不是必然走向这种QE，就得看中国改革转换增长方式是否成功。所以，中国是否能够进行QE，目前暂时无法回答。”

李志强则认为，国际使用QE是经济出现短期剧烈下滑，严重影响就业。但从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就业情况要好很多，没有必要回到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套路上来。“上一次大规模的刺激，留下的后遗症现在还没完全消化，再走到QE这条路，央行也是很难做出这种决策的。”李志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殷剑峰称，国务院提出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央行在货币政策表述方面应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货币政策就能从量转向利率，需要利率的货币传导机制顺畅。“我们看到中国利率市场化没完成，货币、债券市场利率传导不够通畅，具有风险的债务工具的利率风险结构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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