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昨日(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始举行。历时4天的论坛,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今年最受关注的“博鳌话题”,无疑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因为这两个话题真正意义上关乎“亚洲新未来”。
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如何?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瑞银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专门接受了每经记者的采访,并给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3月26日至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从论坛首次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前瞻指数来看,亚洲经济发展总体上审慎乐观,发展机遇多于挑战,风险大多可以规避,增长潜力大可挖掘。
作为东道主,中国着力推动的亚投行及“一带一路”成为论坛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从本次论坛围绕一带一路的分论坛和参与区域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成为议论的重点。
亚洲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亚洲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崛起的中国经济会给亚洲带来哪些新气象?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以下简称NBD)3月26日专访了瑞银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在他看来,亚洲国家普遍面临基建缺口,而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所投入的资金支持,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国之间互联互通发挥作用。
基建拖累亚洲经济增长
NBD:本次博鳌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您怎么看待亚洲国家经济现状?
乔治·马格纳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于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其GDP增长和未来发展的预判。
亚洲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将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海量需求。目前的证据显示,薄弱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渐拖累经济增长,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这个现象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度非常明显。
中国提出了很多增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倡议。不过,增加和改善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在短期甚至中期内刺激市场需求,增加市场供应,并且带动经济增长,但却难以保证长期作用。这一点不容轻视。
NBD:基建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从这个意义看,亚洲国家面临哪些问题?
乔治·马格纳斯:的确,亚洲国家需要正面应对基础设施的挑战,但由于效率和治理问题,推动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理由却值得商榷。亚洲在效率方面的全球排名通常比较靠后,而效率是权衡经济收益和成本的关键。换言之,基础设施带来的生产力是衡量经济利益的最终因素。有机构指出,除了拥有世界级水平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亚洲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的全球排名并不乐观。
资金掣肘已成普遍难题
NBD:从资金角度看,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掣肘怎样?
乔治·马格纳斯:在2010年对32个亚洲经济体基础设施需求所做的评估报告中,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支出缺口为8.2万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GDP的4%。报告认为,发电和交通运输,以及电信、供水和卫生设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然而,自此份报告发布以来,各国在扭转不利趋势方面几无进展。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台了刺激计划。大部分刺激资金来自银行,其中约三分之一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热潮无疑加速了2008~2012年中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此后这股热潮逐渐冷却。
目前,住宅地产投资正处于长期性衰退,而在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融资、债务和现金流制约的影响下,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也已放缓。
NBD:各国在此问题上是否需要有计划性地做一些调整和努力?
乔治·马格纳斯:各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利用当前的庞大储蓄,建立起养老基金和保险资产储备。亚洲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其实尚不成熟,政府还需要加强其深度和广度,并研究如何让它们在公私合作框架下与私营企业合作。这些工作涉及到关于金融和银行业改革的国内政策议程。
中国“三招”带来积极影响
NBD:亚洲多数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存在欠账问题,此次论坛也聚焦于此,您怎么看待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态度和努力?
乔治·马格纳斯:去年第三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这个消息虽然很重要,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对于对外投资的关注,加上中国支持或者成立的三个“机构”,对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来说非常重要。
2014年7月,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宣布,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拥有5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其任务就是为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发展资金。
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的分量将会更加突出,该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中国将出资一半。亚投行当然也可以与亚行合作,弥补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
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倡议就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这个基金将为从中国内陆省份以及部分中亚、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事实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资本净输出国,上面提到的这些机构,都会为中国的新身份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机构要想在未来几年里发挥重大作用,恐怕还要面对很多约束。这些宏伟又美好的战略投资规划,尤其是那些跨境投资,不仅需要时间和政治决心,也需要解决难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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