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十倍贫富差距带来的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反思
2012年8月22日凭借着不错的木工手艺，44岁的安徽阜阳农民周景龙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不久前，他在阜阳市阜南县城花30来万元购置了百余平米的住房，孩子们也“放到”县城里读书。

“这样的生活条件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周景龙高兴劲儿直白地写在脸上。十多年来，他辗转于省城合肥多个建筑工地和家装现场，“人工费涨了，现在一个月能挣五千多元，年终带几万元回家不成问题”。

同样是淮河岸边的阜南县工桥镇孟寨村里，年逾五十的张文宣和老伴十几年如一日，耕种着自家五亩多农田。四个子女都到江浙一带打工了，有两个还在当地长期定居下来。

老汉夫妇一年纯收入不到四千元，仅相当于周景龙一个月的务工收入。“种点粮食只能维持日常生活需要，加上看看病，走走人情，如果不是孩子们平时给点钱，根本不够用。”张文宣抱怨着。

当大部分人还担心着城乡贫富差距的拉大时，另一道差距鸿沟正在中国农村内部形成。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告，过去十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年均实际增长8.1%。2010、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而日前在京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样本农户最大收入差距达到10.19倍。

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真正改善的时候，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对农村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份报告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发展战略及其潜藏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或将带来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城乡社会的不稳定。”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以往突出的城乡差距，两个群体毕竟生活在不同生活空间，而农村内部的差距，相互间比较明显，更容易产生不平衡情绪。

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价格、雇工价格、主要农资价格的普遍上涨，农民生产费用大幅增加，效益下降，难以走出“增产不增收”的境地。从禽、蛋、生猪、部分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销与农民增收情况看，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并存。农产品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农产品深加工和集约化程度低、附加值少，农产品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这些都影响着农民增收的信心。

周景龙在村里还留着农田和祖宅，只是回去的时间不多了。他谋划的蓝图与农村没什么关系。“种地挣不到什么钱，必须得走出来，到城里务工。将来俺的孩子就是读不上大学，也要让他学门手艺，到城市里闯闯”。

张老汉就没有什么力气和心思改变现状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汉渐渐对繁重的体力劳作感到力不从心。对于未来的养老，他寄希望于60岁后每个月可以领到的百余元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养老金。

“只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的地以后就要荒芜了，没人种啊！”他抽着旱烟，忧心忡忡。

“农村人走茶凉！”“十年后谁来种田？”人们关注着、焦虑着。

“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可能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王开玉指出，近年来，中国农村出现农业副业化趋势。即使有了多种补贴，农业收入仍不能支持农民过上较富裕的生活，要花钱，只有出去打工，农民已经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

“一方面是农业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不熟悉农业，不愿返乡务工。”王开玉认为，农业副业化本身反映了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眼下，必须加大支农惠农的力度，大力推动现代农业和土地规模经营，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务工收入。

有网友说，农村务农，就像学生要学习一样，是务正业；农村不务农，就像学生忙于做生意一样，是不务正业。农村靠农业而富，就富得有质量；农村靠农业发展，就要符合科学发展观。

事实上，在一些本地经济发展好的地区，许多农民也实现了家门口的科学发展。

皖南黄山脚下甘棠镇670多人口的庄里村，利用“乡土味”的田园风光发展起“原生态经济”。游人沿着蜿蜒曲折的水泥路走入每户农家，在雕梁画栋的古祠堂里虔诚祈福，在徽式农家宅院里品尝绝对“绿色”的高山蔬果和农家菜肴。

一个省级贫困村如今变成富裕村，人均年收入1.2万元。

破解农村收入差距还要发展乡镇股份制企业。王开玉举例说，霍山县落儿岭村和凤台县钱庙村，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股份制乡镇企业办了十几个，农民收入大幅增加。钱庙村人均收入由原来的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0多元。

此外，通过完善保障机制，让农民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等得到可靠保障，享受到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也至关重要。

53岁的皖南老农刘日红正忙着收拾出自家的三间卧室，参与村里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的度假养生游开发。“一个房间每晚收费70到90元，这又是一笔好收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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