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5月3日-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这一对话机制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诞生，是中美之间现有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对话从战略层面探讨中美双边经济问题，主要意义在于表达诉求、沟通理解和增信释疑。

美国对华心态复杂

中美关系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复杂，安全、经贸、地缘政治等多种矛盾和利益纠结在一起，互相制约。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探索建立一种突破传统逻辑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政府为拉拢选民，塑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对华态度更加强硬。

近期美国成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奥巴马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2013年财年预算案中提议，向海关增加拨款以打击盗版货物，美国还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允许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另外，美国对中国使用贸易救济调查的频率提高，仅当地时间3月20日一天，美国商务部就针对中国产品做出四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裁决。

美国的很多做法反映出美国对待中国的复杂心态，既有中美经贸合作的现实需要，又有一种无法把握中国的焦虑。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关系在矛盾中继续发展，双边经贸总额继续攀升。因此，本轮对话定调未来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对增强双边战略互信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轮对话的主题为“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展开：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以及金融市场稳定改革。

核心关注凸显利益诉求

中美双方的讨论反映了近期各自的利益重点和核心关注。当前，美国的核心关注已经转向我国的一整套经济政策，而不单是其中某个领域。

在投资方面，双向投资，尤其是中国对美国投资，成为双方商谈的一大要点。这一工作与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有很大关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归核化”经济政策，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与此相对应，美国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并促使海外企业回流，希望借此扭转恶劣的就业环境。2011年6月，奥巴马宣布成立一个横跨23个部门的“招商引资工作组”——“选择美国”办公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地进行引资。此次对话明确宣布将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问题是谈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美国称自身对外商投资没有约束和限制，而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和部门设立审查制度，希望中国放宽外商投资目录的范围。另外，美国认为中国的商业环境对外资有缩窄趋势，对外资在华运营的附加条件增多。美国特别呼吁中国加大对金融系统的开放。事实上，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对我国在美投资设立了种种障碍。

在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增加和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加快，汇率问题逐渐淡化。200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30%。2012年4月16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范围从5‰扩大到1%。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国经济的再平衡，2011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已经降至2.8%。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减小。目前，美国的关注点从中国的汇率政策转移至利率政策。此前，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提出“竞争中立”的概念，认为中国以国家为后盾的国有企业借助政策支持提升竞争力，造成国内外企业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认为，中国的利率控制政策使国企以低成本获得投资补贴和贸易补贴。这一议题今后可能成为美国对我国的施压重点。

中国的核心关注主要为出口管制问题。此问题由来已久，且多年来没有突破。目前双方谈判进展缓慢，在中国提出的141项放宽管制清单中，美国基本同意其中的46项，但大部分是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同时，中国希望美国改正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待遇不公平对待的做法，希望美国减少政治因素对经贸合作的干扰，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从对话成果看，中美双方在各自主要诉求方面各有斩获。美国承诺对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赴美投资申请积极审核，同意考虑放宽民用技术对华出口。中国同意提高美资在证券业中的持股比例，并在融资和资产证券化方面放宽限制。

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经贸决策机制的不同决定了美国对我国核心关切的承诺不会轻易兑现，这种承诺往往是笼统而模糊的。在美国，国会拥有经贸政策的制定权，前来谈判的官员很多只能充当“传声筒”，中国某些诉求将遭遇国会的反复辩论和阻挠，对此中国需有心理准备。

正如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所言：“解决美国挑战的办法在于美国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取决于中国的政策”。美国深知，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美国自身。但秉承其一贯做法，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团体政治利益，美国善于从外部寻找原因。对于中美来说，对自身政策进行检视并且进行改进将有利于两国经贸的更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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