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如何展望2013年实体经济增长的前景、金融改革如何承托下一阶段经济版图变化？

“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26日在北京举行，现场汇聚金融监管决策者、经济学家等金融界精英，共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新篇章，共话未来中国新图景。 

围绕“中国金融2013：如何承托实体经济增长”，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INET董事局成员Peter Jungen纷纷献计献策，思辨了金融业如何助力乃至推动实体经济增长、怎样的机制设计可以让“促增长”与“控风险”兼容、如何推动非正规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等重要课题。

谢国忠：增长继续依赖投资将致金融危机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称，过去十年，中国GDP涨了四倍，而考虑到组成部分变动，股指实际上是下滑的。经济增长较快但股市投资者亏钱的现象，说明中国政策关注中心是增长和就业，而非投资者回报，作为金融体系是帮助经济体系实现这个目标，造成资本是为政策主导分配的。

谢国忠认为，这也与我国金融体系密切相关。我国汇率制度一直不开放，使得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大幅度上升，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汇率在控制下的升值步伐始终落后于市场节奏，这就引起了投机。

“大量资本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积累，引起资本成本大幅度下降，进而形成了泡沫，在2005~2006年中国经济就面临了全面泡沫，从股市开始传导到房地产，再到其他方面资产，形成投资过剩，这也是今年产能过剩的根源。”谢国忠称。

在谢国忠看来，长期以来经济呈现高增长、低投资回报的态势，形成了严重的投资过剩，而今天我们看到产能过剩、公司盈利下滑、房地产发展超前，都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后果。

对于下一阶段的态势，谢国忠警告，泡沫将开始破裂，但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我国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所以银行没有对负债的企业逼债，这与日本1992年出现的情况比较相似。从这点来看，中国经济与日本比较每年的增长应该是下滑的，货币增长也将下滑，这是一个大趋势。

此外，谢国忠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城市化进程也几近完成，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维持低投资回报率、高经济增长率，这在粗放型增长的经济体中是可能实现的，但下一阶段，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这种模式，引起的一定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日本在1992年之后家庭和企业的负债开始大幅度下滑，而政府负债水平开始上升，两方面开始趋向均衡，但这一进程不能看作是一个发展，只是一个收盘，债务重心从民间逐渐转向政府，这样意味着经济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将很困难。”他称。

“当前，由投资所解释的经济增长比例为50%，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这一指标到了30%就开始金融危机了，中国特殊的原因在于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投资，此外国有银行的金融体系，认为压抑了利息率。”谢国忠称。

Peter Jungen：希腊退出欧元区不会是灾难
对于影响中国经济的最大外围因素，即欧债问题，INET董事局成员Peter Jungen认为希腊可能在明年秋天就会退出欧元区，但这不会是一场灾难，反而会为新成员加入铺平道路，更能强化欧元区。

“我们看到了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中国正在实现伟大复兴。”Peter说，“19世纪中国曾是世界最大经济体，10~15年后我们会再次看到中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欧洲经济增长却相对较弱，反而债务却大幅增长。Peter指出，欧洲并没有出现货币危机，危机不在于欧元，而在于债务，尤其是一些南欧国家的债务已经上升到无法容忍的水平。“债务激增是经济失衡和丧失竞争力的表现。不仅是欧洲内部，欧洲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竞争力正在拉开差距，尤其是中国。因此，一些欧洲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是无法通过扩大支出来解决的，最终我们看到认为扩大赤字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观点只是一种幻觉。这是欧洲危机的一大教训。”

Peter认为希腊退出反而能强化欧元区的功能，“希腊已经破产了，而且会继续破产。无论欧元区给出的救助方案如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但他认为这并不会是一场灾难，毕竟希腊经济的重要性不高。

Peter相信，如果希腊真的退出，这会向欧洲和世界传达一个信号：“欧洲终于开始尊重他们自己在20年前签署的条约和规则了，然后他们才会相信，世界也会尊重欧洲的规则。那么，即便希腊退出，波兰、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捷克，还有丹麦和瑞典，都可能考虑加入欧元区，这样一来欧元区会比现在变得更加强大。”

殷剑峰：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业界有一种普遍观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源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殷剑峰就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确实非常明显，但提刘易斯拐点到来为时尚早。

“刘易斯拐点有两个标志现象，一是工资加速上涨，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中国非农就业占总人口比重只有40%左右，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是60%以上，所以中国可转移剩余劳动力还有20%，按照过去的转移速度能维持到2019年左右。”殷剑峰称。

殷剑峰认为，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有三个：储蓄率下降、过量的信贷投放，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超前发展。

“中国储蓄率中政府储蓄占了很大比例，而政府储蓄的构成主要是土地财政收入，如果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这部分储蓄就是受到冲击，因而难以维系过去的投资增速。”他说。

对于房地产市场，殷剑峰认为，按照住房竣工面积来算，已经远远大于竣工需求，如果加上保障房数量，中国住房供给已经大于需求。此外，中国城市化慢于工业化指标的现象，在发达国家都有存在，这说明城市化的潜力有限。

对于投资的前景，殷剑峰给出了和谢国忠不同的答案，他指出中国投资前景很好，关键是投资是由谁来驱动。“中国的人均投资额在2010年只有美国的一半，资本产量更少，从增量资本产出比来看中国是4倍左右，低于美国、日本10倍、20倍左右的水平，因而投资一定是一个增长的动力。”

彭文生：预计明年经济增长8.1%
对于一贯善于从数据上预估宏观经济的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而言，明年经济将有一个温和上升。

他预计今年经济增长7.7%、明年小幅反弹到8.1%，考虑到明年可能推出的政策组合，短期增长无需担心。彭文生判断明年还将持续当前的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格局，财政赤字会比今年有所增加，从而GDP 0.4%左右，M2增长维持今年14%的水平。

“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对短期稳增长效果明显，因为我国这个财政支出通常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所以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的效果非常明显，因此无需担心短周期的增长。”彭文生称。

但彭文生同时称，透过财政扩张形成增长将加大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压，也会加大地方的债务压力，最终使得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和恶化。

陆挺：不因监管扼杀金融创新
对于明年经济增长，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按同比计算在接下来几个季度都会往上升，达到8.3%左右后将于后年缓慢下行，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

“为什么未来几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一些，首先是对欧洲出口下一阶段将趋于稳定，其次是补库存周期将开启。”陆挺说，“还有一个技术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大幅下调了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环比的数字，使得翘尾因素被放大，形成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走势。”

对于明年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陆挺认为，首要风险来自于通胀和对通胀的态度。今年通胀形势低于市场预期，可能将引发明年下半年蔬菜等食品价格爆发性上涨。

对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和长期增长，陆挺指出，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管制，但并不是我们银行的数量太少，一个就在于我们对存款利率的控制，还有一个对信贷总量的控制。

“因此我认为对目前一些突破管制的金融创新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大家现在视理财产品、信托贷款为洪水猛兽、庞氏骗局、中国式的次贷。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十几年全球金融问题很多，但并不能因为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金融问题，就阻止中国进行任何突破管制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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