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2013年2月25日)欧元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选举与换届——世界经济度过了乌云笼罩的2012年。2013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寻找新增长模式”为轴，重新思考如何以新制度面对新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10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风险是财政失衡和收入差距扩大，这两大风险很可能触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朱民如何看待2013年世界经济大势？以及转型中国的世界角色？财新记者专访了朱民，探讨问题、求解答案。

【对话摘登】

财新记者：你对2013年世界经济，作何总体预测？

朱民：2013年总体会好一些。去年，市场担心欧元崩溃、美国的财政悬崖、中国的硬着陆等，但现在看来，外部风险避免了，债息也往下走，短期内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平稳。IMF预估今年的整体经济增长大约是2.8%，但发达国家仅1.3%，新兴经济体则有5.5%，经济增速在两种经济体仍呈现分歧。

增长与就业是2013年的主要命题。全世界仍有两亿多人口没有工作，其中有40%的失业人口集中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主要原因是总体需求缺乏，增长疲软，导致拉动力不足。必须要保持全球经济增长，才能确保失业问题不会蔓延至新兴市场。

财新记者：虽然欧洲风险降低，但市场仍然易受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风险虽然下降，但长期而言，你认为世界经济还存在什么风险？

朱民：长远来看，各国的基本问题还在。以欧洲来说，融资压力过大，尤其欧元区的五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爱尔兰，2013年再融资大概是2.3万亿欧元，其中有60%是政府、欧盟稳定基金（ESF）、欧洲央行(ECB)在支撑。这个数字在两年前只有20%，80%则依靠私人部门。至于美国，只是把“财政悬崖”拖延成了“财政斜坡”，美国的总债务水平已超过欧元区的债务水平，这是他们的隐忧。中国则要看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财新记者： 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各方均表示应瞄准长期增长和提升竞争力。财政纪律与促增长应当怎样平衡？

朱民：财政平衡跟经济增长应是两个相互兼顾的方面。从过去两三年来看，发达国家每年都在降低1%到1.5%的财政赤字。当债务稳定，市场自然增加信心。因此对于高债务国家、高财赤的国家，进行财务紧缩是必然的。但增长太弱造成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仍须考虑。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怎么调整开支政策，使得开支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有利经济增长的开支”。

这包括两个不同方面，一是让开支促进私人企业增长，因为政府处在财政压力下，每减1%的GDP，就减少1%的总需求，所以必须依靠私人部门多增长1%来相互抵消。同时，要给穷人、失业者提供福利保护。因此增加开支，不但是一个量的问题，也是一个质的结构。

财新记者：你在达沃斯论坛上讲到，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仍然过大、过于复杂，影子银行、衍生品、评级公司等领域的问题不一而足，应当从何入手，怎么改革？

朱民：目前大家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共识，第一是金融市场过大，离开了对实体经济服务，走向自我服务；第二是金融市场越来越多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融资，而不是传统银行融资。第三是产品太多、太复杂。

时至今日，我认为这个情况或多或少仍然存在，这也是我与其他金融家有比较大争论的观点。

IMF统计，到2012年底全球金融总资产，银行、债券、股票市值总和，是全球GDP比重的366%；全球衍生产品的面值则有460万亿美元，这和2007年的476万亿面值相去不远。而且银行机构资产，经过证券化，被非银行机构持有的比例过高。所以这样来看，金融市场整体上并没有收缩或“去杠杆”，反而变得更为庞大。

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全面的改革方案。资本充足率要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要针对特定市场出台专门的措施，包括对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系统、柜台交易衍生品市场、评级公司等领域的监管改革。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

朱民：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在信贷扩张后，如何软着陆以及预防不良资产的反弹。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强烈的刺激政策，导致银行贷款增加，这与全世界的信贷周期恰好相反。发达国家是信贷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但新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则是信贷扩张、加强杠杆化。不过，2010年以后经济过热，遇到通胀的问题，所以2011年紧缩，但调整得还算良好。从现在全球来看，包括印度、巴西、中国、俄罗斯，都进行了调整，所以新兴经济总体处于信贷扩张的最后周期。

财新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未来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靠什么？

朱民：我觉得收入增长翻倍是一个必然、也必须的目标。因为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更好的生活。

过去历史无数案例证明，发达国家都走过增速降低的阶段，但都迅速走向个人及GDP增长同步，这是走向内需拉动、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的历程。而从日本、韩国等一些发达、新兴国家的转型过程来看，证明通过政策可以达到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政策不是税收政策，不是再分配政策，因为这些政策要达到实际收入的增长是很有限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税前收入，就是让居民有能力去挣得这个收入，来提高收入分配的比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工资水平提高，这才是最根本的。

财新记者：全球化因素是如何造成收入不均的？

朱民：全球化有利于贸易部门，不利于非贸易部门。贸易部门参与全球化竞争，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所以贸易部门收入比较高；非贸易部门不参加全球竞争，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慢，所以增长较慢。但非贸易部门，由于吸收较多就业，使得人均收入水平更低，同时，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资本市场的扩大，进一步造成财富差距的扩大。这都是新的现象。

对中国的借鉴，第一，我们现在面对传统的、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我们还面临未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可能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我们也面临全球化以来，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收入差距扩大的压力；以及在资本市场发达扩大以后，资本积累的差距形成的财富差距的扩大。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不同结构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来提早进行预防。

财新记者：今年中国经济话题相对较冷，外交安全和政治话题较热，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怎样的内外部环境？

朱民：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地位随之提升，当然也要承担更大的世界经济责任。我认为中国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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