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2013年4月11日)昨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陆家嘴金融家沙龙上表示，中央宣布推进改革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改什么”和“如何改”的问题，把十八大的决定落到实处。

他认为，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围绕改革的核心目标，应该辅之以四个方面的配套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等。他还认为，系统改革还需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改革需要总体路线图
吴敬琏认为，高层作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推进全面改革，其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实践，而实践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有一个改革的路线图、整体方案和时间表

对于改革是否需要总体路线图，学界对此的观点并不一致。根据30多年的经验与观察，吴敬琏认为，改革需要有一份总体路线图。

吴敬琏表示，十八大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推进全面、整体的改革，即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重要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改革方面，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他表示，总体而言，就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

他认为，高层作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推进全面改革，其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实践，而实践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有一个改革的路线图、整体方案和时间表。

83岁的吴敬琏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次重大改革。他表示，我国的系统化改革有两次大的推进：一次是在1984年至1988年，一次是从1991年直到本世纪初。

他认为，这两次改革进程的经验总结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首先是确定改革目标；其次是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然后是克服必然存在的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吴敬琏称，十八大决定了改革目标，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今年要明确地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是，这项工作现在要做起来比起上世纪90年代初来要说基础要差些，因为当时已经积累了很多年关于总体设计思路和方案。

当前不但对改革研究的基础不够，而且对改革议题争论也很大，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方向。吴敬琏表示，在对改革方案的讨论过程中对于要不要搞顶层设计，要不要搞总体规划，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意见。有专家认为，改革并不需要总体规划。

吴敬琏说，如果改革方案是从下而上来设计的话，往往设计的时候就向自己的利益倾斜，最后大系统就无法协调，所以最终还是需要由中央从顶层进行设计。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巨大和精巧的网络系统，不能“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设计，然后拼凑成一个体系，必须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下层创新的支持下进行Top-down的规划和监督规划的执行。

形成“最小一揽子”方案
吴敬琏认为，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这里应该包括，放开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等

吴敬琏认为，在设计总体方案之时，为避免四面出击，需要权衡轻重缓急，挑选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他认为，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这里应该包括，放开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消除行政垄断和政府的微观经济干预；厉行法治，建立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监管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变为合规性监管。

围绕改革的核心目标，应该辅之以四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他表示，首先是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回归公共财政，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介入；增加地方预算的本级收入，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预算的监督。

对于地方预算改革的方面，吴敬琏认为，一方面要让地方的收入与支出相匹配，另一方面要增加地方预算的本级收入。他说，“现在地方预算的本级收入太少，如果营改增以后就更少了，要给地方开辟一些本级收入的税源，此外，现在财政支出责任过分分散，过分下放。”这实际上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他认为，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壮大公司债券市场、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放宽对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

再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表示，要总结过去三年医疗改革的经验，增强新医疗保障的可持续性；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和国企收益，充实个人社保账户；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最后就是，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吴敬琏说，要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管理国有企业到运营国有资本的转变；继续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开列竞争性行业的名录，国有资本逐步从这类行业退出；允许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股权，用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等支出的不足；加快国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改革。

他认为，设计总体方案不容易，但实施更难。其主要问题就在于所谓的特殊既得利益，就是能够用权力取得财富的群体。为此，要打破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和反对；启动一些大众关心、成效易于被观察的改革项目，以便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聚集改革的人气。“还需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系统后改革能够顺利出台。”吴敬琏表示。

需警惕摊大饼式造城
吴敬琏担心，造城运动会造成信用扩张和货币超发。他称，虽然城投债、信托等办法筹集资金，短期可能看不出太大问题，真正到货币扩张还要一些时候，但已出现了苗头

对于当前热议的收入分配与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吴敬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此前高层一直在强调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但他认为“（高层）好像没有把问题根源在哪里弄清楚，以为简单地通过收入再分配就可以解决，结果却是迟迟出台不了（相应的改革方案）”，而最后出台的很多措施都已经实施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

吴敬琏说，现在大家开始明白，实际上症结出在初次分配的问题上。初次分配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例。要提高人力资本的比例，也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成功的症结在哪里？他表示，根本原因是体制性障碍。

对于当前热议的新型城镇化问题，他表示，“旧型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区别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弄清楚。”他担心，中央号召加快新型城镇化，落实下去还是旧型的。

为什么会有旧型的城镇化，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他表示，首先是土地产权问题，“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无法控制。而根据1982年宪法的修订，城市土地则是国有的，这种产权制度中间就造成了土地财政。”他认为，现在城市土地的增长速度比城市人口的增速要快一倍以上，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费。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解决，这就牵涉到土地产权、政府职能等问题，“只有这些体制改了以后，加快城镇化才有可能真正对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有推动作用。”

吴敬琏称，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造城运动会造成信用扩张和货币超发。他说，“虽然城投债、信托等办法筹集资金，短期可能看不出太大问题，真正到货币扩张还要一些时候，但已出现了苗头。”

他说，当前各地造城风刮得很厉害，可能使得宏观经济环境变坏。一旦经济环境变坏，在那种情况下再推出系统性的改革，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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