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最近，关于中国40万亿的城镇化发展报告草案的消息漫天飞。先是路透社爆出因高层担忧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最终刺激新一轮地方债务支出，使得投资刺激方案被否决；其后发改委澄清说国家发改委尚未对城镇化投资具体规模进行预测，也未将此项规划编制上报国务院。

国内外纷纷扰扰的消息其实是对中国发展前景与道路的关注与焦虑的表现，追溯它的源头，很可能是去年底《学习时报》头版刊发学者文章称：“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这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只是学者的设想，并非官方的计划。

但此后不少媒体在报道发改委正在起草城镇化报告时有意无意都提上一笔40万亿的投资方案，仿佛城镇化方案等于经济刺激方案。实际情况并没这么简单，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已经十分清楚，就是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完善对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城市发展道路。这个过程当然会涉及政府投资，但不会再成为房地产等行业分食的盛宴。

虽然“40万亿”是一个被证否的消息，但是地方政府、企业、学者乃至公众对刺激政策的传言、建议、期待，都反映出经济社会转型的高难度，企业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有传统，政府对使用刺激政策也有惯性，公众也乐于看到释放的流动性刺激股市天天向上。这充分表明现阶段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都比较有限，过去的一些经验还变成转型的障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未来发展也缺乏远见。

不少学者早就提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极容易变成饮鸩止渴，短期效果明显，人心也会振奋，但是长期效果糟糕，后遗症严重。

所以，在给40万亿刺激政策辟谣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强调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李克强日前在出访瑞士时再次强调，全面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改革的红利，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在我们看来这种释放改革红利的举措就应该从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和方式上切入。

首先，各级政府和社会大众都应该明白，城镇化在未来十年是主流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推进城镇化就必然出台刺激政策，这两者之间应该切断某种必然联系，犹如母亲给孩子“断奶”。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长期没有均衡发展，尤其是政府性投资占比过重，继而又传递给上下游产业错误的信号，结果导致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

其次，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形势也起起伏伏，确实不能将刺激政策绝对地排除在外，但是必须强调在经济低迷、就业艰难时动用刺激手段，必须是在情势所迫、万不得已时启动，而且得做到精准定位。即便有刺激政策，但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不仅自然资源难以承载，税费信贷也是吃紧。企业再不能靠一哄而上，凭着信贷增量和政策优惠过太平日子；政府发展经济也应该甩掉大手笔，不要动不动就来振兴或者刺激产业的目录，而是要反过来设置不建议发展的行业产业黑名单。

其三，中国经济要恢复常态的增长，不能再渴求高速的增长，这在心态、观念上必须做足准备。未来要更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是发展速度；要更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要更倚重有科技含量的领域，而不是靠低工资、贱资源发展的领域。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得忍受一些传统指标的下滑，甚至还要经历就业岗位减少的压力，但是挺过这一关，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开始。

要实现上述变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机制，再不能唯GDP论英雄，更不能把“卖地”当“财神”。当强民生、重环保的官员能够较快晋升，毁资源、误民生的官员没有前途的时候，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中国社会也才会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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