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事半功倍。处理不好，甚至会延缓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虽然城镇化在大规模推进，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不到9%的耕地、19%的人口、22%的粮食。以如此条件支撑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该放的放，义无反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11791亿斤)，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367亿斤)，增长3.2%，实现“九连增”。

回顾世界粮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产粮国(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阿根廷)，除中国外，只有美国在1975~1979年、印度在1966~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等）进口量总计8025万吨，进口额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以2012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约5.9亿吨来计算，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14%。

其中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进口量大幅上升，净进口1296.7万吨，增长3.1倍。但是从进口总量来看，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的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不足2%。从需求来看，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业和饲料用粮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4月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农业圆桌会议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不过，如果算上大豆，我国粮食自给率低于9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帆解释说，这种大豆主导型的粮食进口格局意味着，中国在稻谷、小麦、玉米等三种主要粮食产品上的自给率是高的。

2012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又增加了2103万城镇常住人口。

陈锡文也表示，2012年是我国历史上粮食进口最多的一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且坦言，虽有“九连增”，但当前主要农产品总量基本平衡、结构矛盾突出，由于农民工进城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供给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方面是粮食产品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是需求增长的过快。由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共同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称，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未来10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主要粮食作物仍可以保持自给自足。

不过，未来10年，农业生产每年增长1.7%，消费每年增长1.9%，也就意味着农业领域存在一个不断扩大但适中的缺口。土地和水资源问题是制约农业产量最为主要的因素。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第三大可耕作土地面积，但是人均可耕作面积低于世界平均值(0.22公顷/人)的一半，只是OECD国家的平均值(0.35公顷/人)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耕地面积仍在持续减少。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全国耕地面积从1997年的1.289亿公顷减少到2008年的1.217亿公顷，减少了6.2%。

陈锡文曾表示，如果粮食全部自给，需要再增加6亿多亩的土地，中国若要自己保障粮食，需要有30亿亩以上的土地，现在大约有20%的缺口。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粮食安全的定位面临严酷现实，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80%，只能满足国内90%谷物、油料等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其余的10%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从战略上看，今后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

5月25日，在2013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即使今年粮食总产十连增，粮食线性增长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内涵。“从立足国内来讲，还是要保证口粮主食的供应。全球供应，主要是指非口粮农产品，应该建立全球供应网络，也就是该放的放，义无反顾，不需要争论。”

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连续多年政府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但是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种田的比较收益偏低的现实无法改变。理性选择下，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

于是，农民群体开始出现分化。青壮年的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转移。如今，仍然坚守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小孩、妇女。中国农业开始遭遇“空心化”，农业生产和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这种情况，一度被业内惊呼：明天，谁来种田？

作为目前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小农经营的弊端日益凸显。超小型的经营规模、细碎化的地块，难以推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尤其限制了对“规模性技术”的采用，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

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有学者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土地经营蜕变为一种“生活保险手段”，既妨碍了农业技术改造进程，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不利于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

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出现了改革的新需求。鉴于此，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

文件要求，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

除此以外，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徐小青表示，将来仍然是农民来种地，只是这类农民不是现在的小农，而是新型的职业农民。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目前中国农业规模偏小的现实，农民要想依靠种植五亩地就获得和城里居民一年的劳动相同的报酬，恐怕也不合理。“这就需要一方面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扩大经营规模，使得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这样才能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在介绍家庭农场的“松江模式”时，陈锡文认为这套制度设计非常精巧。平均规模113亩的家庭农场，可以让一户家庭夫妻两口从种植和养殖中获得15万元的年收入。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符合本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

适度规模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认为，家庭农场的本质是家庭经营，其次是规模适度。家庭主要依靠农场获得收入，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低就失去意义，太高就会引起过多关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日前对本报记者称，从长远看，中国农业要实现规模经营，农户也要专业化，这样农户收入要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全国的专业农户仅仅需要3000万~5000万户。

陈锡文认为，中国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几十亩到上百亩的规模，东北地区土地条件好可以发展上千亩的家庭农场。他同时也表示，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地关系不适合发展过大规模的家庭农场。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安徽郎溪成为家庭农场的发源地之一。郎溪县家庭农场协会秘书长严虎对本报记者表示，土地流转面积的扩大，并不一定都为农场主带来规模经济。超过一定规模，反而会出现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的下降。能否获得规模经济，也因农场主的经营能力而异。之前就有农户因盲目乐观，从200亩扩大到1000亩，后因管理不善，承包面积不得不缩减，最终才稳定下来。

严虎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尊重市场，对于流转规模的扩大，不制约也不鼓励，让农场主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寻找其适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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