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现在，农村耕地流转越来越普遍了。从理论上讲，耕地流转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在实际的执行中，虽然农村土地确有集中到种植大户手中的趋势出现，但金融、信贷、科技等各种服务的配套工程没有跟上，要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年，遭遇特别严重的虫灾，又给种粮大户造成了何种冲击？记者深入虫灾严重的吉林部分地区，发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通过土地流转催生出来的种粮大户们，目前正在面临资金的巨大缺口，被迫以高息的民间融资来维持。

吉林省德惠市天台镇华家村村民乔玉贵最近发现自己的眼睛不行了。

他家共有5垧地(东北方言，1垧地合15亩)，自从爆发虫灾以来，他就一天都不敢怠慢。由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指导，他每天亲自到农田喷药。在第四次打药时，乔玉贵发现自己彻底不行了，“眼睛看到玉米地一片黑”，他的眼睛被农药给熏伤了。

但是，乔玉贵已经顾不了自己的伤情，他最担心的是玉米收成和即将到来的债务。

在华家村，乔玉贵是“抬钱”种地的农民之一。当地人所说的“抬钱”，其实就是借“高利贷”，通常需要支付14%～20%不等的年息，远高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

偏在这时，一场几十年不遇的虫灾，让他彻底乱了手脚。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之下，快要到来的原本是农民们最喜悦的秋收时节，今年，或许“乔玉贵”们实在喜悦不起来了。

突如其来的“粘虫劫难”

从吉林德惠市到农安县的一辆巴士上，乘客们聊天的主题一直围绕着“虫子”。靠近农安县时，车里出现一阵骚动，乘客们纷纷探出头来张望，路两边的玉米地出现一片片“只见杆不见叶”的玉米田，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刺眼。

德惠市天台镇华家村今年就遭遇了“粘虫劫难”。8月19日，德惠地区下了一场大雨，记者来到华家村时，村子四处依然弥漫着农药味。

“前几天农药味更重。”华家村二社农民高彦青说，自从2012年8月初爆发虫灾，农民都打了三四遍农药。

高彦青今年五十来岁，在他种田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如此严重的虫灾，“那个虫子吃玉米吃得刷刷响，吃得真是让人心疼。”

华家村二社村主任乔金友向记者介绍，华家村二社共有109垧地，80垧遭灾，其中有20多垧被吃得“片叶不留”，基本上是绝收。

而从2012年8月初开始，农药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垧地100元涨到了150元，雇车的费用也涨到了50元，每垧地打四回再加上油钱至少得1000元，但农民也顾不了这么多。

“这些虫子的抗药性强，打完药晚上他们还出来吃夜宵。”乔玉贵迷着眼自嘲地说，虫子没打死，眼睛快打瞎了。

记者发现，他的眼睛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另一只眼睛大多时候只能闭着。

种粮大户的风险

在华家村，乔玉贵是抬钱种地的农民之一，这场虫灾彻底破灭了这位“种粮大户”的梦想。

乔玉贵家里原本只有1垧地，2012年年初他租种了村里4垧地，租金每垧每年是7000元，用专业术语，乔玉贵所做的叫“土地流转”。

但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就没这么简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是7000元的租金，其次是租地不会享受国家补贴，还有就是不可预测的天灾风险。

乔玉贵说，他家的玉米地现在只能打到1万多斤，按照往年9毛/斤的收购价，到现在每垧地得亏2000多元。

在当地，像乔金友一样“抬钱”租几垧地种的不是少数。他说，村里的种粮大户几乎都会贷款或“抬钱”，而“抬钱”种地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资金投入过大，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的积累可能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加上“抬钱”的利息，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信用社贷款太难

在华家村，既有像乔金友这样新晋的种粮大户，也有像刘军波这样经营多年的种粮大户。刘军波是全村拥有土地最多的大户，共有8垧地，其中有3垧是租来的，而且先后花了三年才使得种植面积扩展到这么大。

即使有一定的积蓄，但刘军波2012年仍然要借钱，“谁也不愿支付额外的利息，关键是资金周转不开，到了春播时投入太大。”今年他跑银行多趟，才到当地农村信用社以1分1的利率贷了3万块钱，“连续3年都是贷这么多钱，多了不给贷，而且信用社拿家里的房产证作抵押，来我们家对房子作评估，最后还是我们三家种粮大户联保才贷出这点钱，很不容易。”

在我国农村耕地流转以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迈进，土地经营形势也发生根本性变化。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从包产到户到种粮大户，农村基本生产制度正发生巨大变化。

而种粮大户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但是配套的金融服务、市场服务等显然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于是就出现像刘军波这样贷款难的情况。

刘军波说，现在不仅是农药化肥涨价，就是贷款的利息也在涨，前两年只要7厘，这两年就涨到了1毛，但是，玉米价格一直在1元左右徘徊，有时还会跌。

刘军波说，他最期待的是在正规的金融机构能够贷到足够的款项。“我们种粮大户种2垧也是种，种20垧也是种，但现在就是缺资金，规模怎么都扩大不起来。”

每垧地要亏近3000元

刘军波详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垧地租金7000元、种子农药化肥至少3000元、虫灾每垧地农药雇车投入1000元，共计11000。

2011年，刘军波家的玉米每垧地收入为15000斤左右，“2012年减产能够打10000斤玉米就不错了。”按照2011年刘军波9毛左右卖的市场价格，他每垧地收入是13500元，可获得两三千元的利润，而2012年收入则减到9000元，也就是说，还没有等到秋收，刘军波现在承包的每垧地就要承担每亩2000元的亏损(均指承包地块)。

到了秋收时节，种粮大户显然更忙，刘军波说：“我们8垧地至少有四五垧地得雇人，因为收晚了会有来捡庄稼的，去年还一把火烧了我们家玉米，报警都没用。”

每年秋收，刘军波家都会按每人每天120元的价格雇人打玉米，“如果雇晚了还要150元，一个人每天只能收2亩地”，以120元的雇工价计算，刘军波家每垧地又得花900元的雇工费。

刘军波说，2012年租来的地现在算起来已经要亏2900元。

对于租户而言，他们租来的地不享受国家任何补贴。以华家村为例，当地国家补贴为610元，再加种子、农药补贴大约为700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说，正是因为承包户无法享受到国家补贴，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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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种粮大户因灾返贫的样本

吉林农安有33万公顷玉米田，是吉林有名的农业大县，最近因为虫灾而闹得满城风雨。

到农安县前，就有不少当地农民致电记者，称当地玉米遭到粘虫重创，很多人因打药中毒，玉米大面积绝收，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也确实发现有不少被虫子吃得只剩“光杆”的玉米地，但无法评估整个损失面积。不过，农安县委宣传部及农业局有关负责人称，灾情并不是那么严重，由于县委县政府控制及时到位，95%的玉米作了防治，灾情已经解除，对粮食产量基本无大的影响。

农安县农业局植保站副站长梅书杲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全部折算成绝收面积，相当于470公顷，约占全县玉米面积的0.14%，对全县粮食产量基本无影响。”

不过，梅书杲也承认，对于受灾农民而言，影响不可小视。

抬钱五万种地

农安县华家镇，就有不少农民遭受虫灾，其中该镇华家桥村村民刘树军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但这场虫灾让他一筹莫展。“以前村里人看到刘树军都说种粮大户，风光得很，现在这场虫灾把人折磨得瘦了十几斤。”村民私下议论时都为刘树军的遭遇感到惋惜。

刘树军家里有六口人，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谈起当大户的想法，刘树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寻思着今年孩子要参加高考了，明年上大学，肯定需要钱，我自己没有手艺也不出去打工，于是就租了7垧半地，这样加起来家里共有9垧地，准备大干一场。”

刘树军以5500元每垧的价格从附近村民手里租来这7垧半地，总共租金花了41250元。由于种植规模突然扩大，刘树军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信用社的利息是9厘，但贷款要找关系，还要找两个种粮户联保，而且贷款也只能贷一两万，这些贷款连租金都不够，春耕到了，这些钱一定要到位的，只能抬钱。”

刘树军2012年共抬了5万块钱，利息是1分2，还贷的时间是在玉米丰收后，10个月的利率约12%。按照刘树军的估计，如果风调雨顺，刨除成本，每垧地至少有五六成的收成，孩子的学费不成问题。

为了照料这些玉米，别人往往只堆一次肥，刘树军还追了一次肥。今年化肥一垧地20袋，155元每袋共3100元，后来追了一次肥，共投了8袋尿素，每袋130元，这又花了1000元左右。光肥料就花了4100元。再加上种子一垧地要11袋，一袋种子60元左右，种子花了600~700元，另外，除草剂一垧地花了300元，再加上打垄600元，收割1000元，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垧地的种植开支已达6000元，再加上5500元的租金，约为12000元左右。

由于精心的照顾，去年刘树军家一垧玉米打了19000斤玉米，以9毛5计算，刘树军租一垧地能够落得6000元。“按我原来的计划，2012年可以打20万斤玉米，大概卖20万块钱，去掉贷款利息、种植成本，纯收入能有五六万，能够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

“一夜间”返贫

但是，刘树军没有这么走运。

第一次作种粮大户的刘树军，对于这场虫灾没有任何防备。2012年8月初田里开始出现虫子，他赶紧打药，周期间隔最短的是两天半就打一次。即使到现在，有的地打了四次药，但还是没能把虫子彻底地赶走。在刘树军的玉米地，每块田地都有车轮压过大片倒伏的玉米，为了全面地打药，高架车不得不从玉米地中间走过，这一道道的车轱辘原本就是一片片的玉米。刘树军说：“每垧地大概有1/10的面积都是走车，这些压倒的玉米是铁定绝收的。”

记者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玉米杆只有些尚未成熟的棒子，不少玉米叶子上仍然有黑乎乎的粘虫。但刘树军沮丧地说自己现在已经放弃打药了，“这些虫子像是在咬自己的肉”。让刘树军心疼的是，这些药钱也如无底洞，一垧地一次150元农药，2次近300元，有三垧地打了四次药，光药钱就花了600元，还有几垧地打了三次。而高架车一垧地一次就是400元，如果打四次就1600元，再加药钱投入最多的一垧地是2200元，这次打药平均每垧地共花费了2000元。

如果加上正常投入的成本12000元，今年种植成本已达到14000元。

在玉米还未丰收时，刘树军就已经开始计算损失，“今年虫灾啃过的较严重的玉米地块能有五六千斤玉米就不错，2012年玉米颗粒不行，就算是以2011年玉米价格计算，一垧地也就只能卖到五六千块，这样算下来我每垧地要赔8000元，7垧半地到现在已赔了五万多块钱。”

眼下，让刘树军更纠结的是那笔“高利贷”，“新粮上市后，连本带利56000元一定要还的，这上哪去凑这么多钱？”让刘树军难以选择的是，如果还了高利贷，一家人的生活费无法解决，孩子可能面临辍学，更让他揪心的是，明年还要不要种那么多地。

这场突如其来的虫灾，让刘树军一家人从种粮大户彻底返贫。刘树军说，唯一的希望是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补贴，但记者从农安县委宣传部和县农业局那均未打听到县政府对受灾农民有补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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