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24日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包括金融领域投资）将很可能在今年超过吸引外资的规模，中国有可能跻身净对外投资国。

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全年吸引外资达123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居全球第二位，与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国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达101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成为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

UNCTAD高级官员梁国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个转变显示出了积极的信号和意义。金融资源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能更有效地保值和增值，提高资产收益率；通过海外收购，中国企业能够提高竞争力。“唯一需要改善的，是在自然资源以及服务业领域。中国庞大国有企业为主的内资群体，在过去开放的竞争过程中，通过一定程度的垄断保护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并通过‘走出去’做强，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梁国勇告诉记者。

对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报告描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脱离国际投资体系；另一方面是深化和扩大谈判。UNCTAD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重点指出，大型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协定一经达成，会对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影响。

显然，中国如何适应并主动介入这种影响，也是正在面临的重大命题。

三大区域协议

影响全球投资规则重构

今年的报告侧重对大型自贸区协定的分析。分析显示，三大区域协议正在影响全球投资规则的重构。

从数据来看，目前正在谈判的三大区域协议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所有成员对外直接投资（FDI）规模在全球大趋势中占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另两大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协议，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所有成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是如此。

此外，仔细剖析三大区域协议各自成员的对外引资模式，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正在开展TTIP谈判的美国和欧盟在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近乎减少了一半，从2008年危机前的56%降至2013年的30%。在TPP中，美国份额有所减少，但其中新兴经济体的扩张起到了弥补作用，因此TPP成员吸引外资的总体份额从2008年之前的24%提高至2013年的32%。RCEP成员近年来吸引全球直接外资的流入额占20%，基本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梁国勇对本报记者说，谈判时间表确实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正在进行的谈判本身，对于全球投资规则重构的影响依然存在。

他说，首先，不论是学术界、各国政府，都对现存的问题有共识，对下一步规则走向，也依然在积极探讨的过程中。区域主义的崛起，也是对之前全球化进展的反思。这几个大型的区域谈判，由于有全球最重要经济体的参与，有两个作用：示范与共识建设，这些影响依然随着谈判进展在释放。

比如，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目前的谈判内容都已经进展到了21世纪议题，从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到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投资贸易服务市场准入谈判，与知识产权传统相关问题相结合；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环境及劳工问题。

《报告》分析了各国的投资鼓励措施。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体制运作及作用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改革呼声。4条改革道路日益明显，包括保持现状、脱离现有体系、有选择地调整、系统性的改革。UNCTAD认为，第四条路径是必要的和可取的，并建议采取多边途径推进一个全面的、协调一致并能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改革。

这也是应对复苏增长的全球外国投资的一种集体呼声。从整体来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13年增长9%，达到1.45万亿美元。包括发达国家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集团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均有所增加。全球直接外资存量也提高了9%，达到25.5万亿美元。

贸发组织预测，全球直接外资流量2014年将增加至1.6万亿美元，2015年达到1.75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1.85万亿美元，资金流的增加主要受发达经济体投资的驱动。

中国外资体制

如何变革适应国际趋势

《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推动和吸引外资的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梁国勇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些客观因素也在支撑中国对外投资数据的走高。一方面，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并未改变。汇改一直是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汇率影响企业所持本币的海外购买力、成本和相对收益率。1月下旬以来，人民币贬值的总体幅度很小，长远来看，也没有改变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局面，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他发现，中国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独特优势。比如中国制造业中的过剩产能，与对外投资结合，可以满足低收入国家对产能的需求。此外，一些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技术，比如高铁，可以在局部造成热点。同时，中国融资优势，可以与企业的对外投资优势相结合，尤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事实上，《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去年世贸组织巴厘岛会议期间了解到，由于金砖国家在面对美国QE退出时产生分化，中国一枝独秀的表现，客观上已经助推中国的投资政策正在更向西方靠拢。

但改革的阻力也相当大。梁国勇重点提及了中国上海的自贸区，这是贸易、投资、金融三位一体的改革试验，国际上没有先例，顺应了新的规则形成，是与国内政策相互作用的积极尝试。但这个改革的过程，与进展艰难的区域谈判一样，尚需过程。

以上海自贸区资本项下开放时间表为例，他认为，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国家层面重要的金融决策，也是长期渐进改革过程。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争议存在于，资本大进大出冲击下，如何建立安全阀，是否存在风险冲击等。

詹晓宁建议，中国在改革外资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应推进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制定新的对外投资战略。其核心是通过集群式、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在更高层次上利用、整合国际资源，最终建立自己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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