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6月2日，伯南克在香港出席世界商业论坛。他在论坛演讲时谈到了对当前全球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欧洲、中国经济以及相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看法。他批评欧洲的货币政策“反应迟缓”，认为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谈到中国的金融改革时，他表示，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发现，金融改革是十分棘手的，如果过于激进或者顺序错误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改革采取相对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从而避免产生一些负面问题。“我不认为中国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目前其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且拥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联储加息时间表无疑牢牢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

此前投资者曾普遍预期美联储最早会在今年9月加息，但近期美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让这个预期打了折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加息的可能性从一个月前的30%降至18%。

对此，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看法就分外引人关注。6月2日，伯南克在香港出席世界商业论坛时表示：“未来几年美国经济会维持小幅增长，通胀会低于美联储的目标2%水平，利率比过去低，因为通胀低，经济增长低，风险溢价低，债券对于低通胀和低增长提供很好的对冲，因此债券的收益率处在低位。因此长期利率会比现在略高，但处于历史低点。”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的临近，市场担忧可能会引发资本大量撤离亚洲等新兴市场。伯南克对此称，“一直以来，市场对联储的货币政策争议在于对东亚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影响，但这主要缘于这些国家的出口十分依赖外汇汇率，受美国货币宽松政策影响，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走强，就会对其经济形成冲击。”

对于美国加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他坦言，“如果市场沟通顺畅有效的话，最终的市场可能会有些波动，但反应将相对缓和。美联储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做到透明、明确，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根据经济数据来进行决策并保留一定的调节空间，因此市场投资者需要仔细聆听美联储传达的信息。“

他举例，在新兴市场中墨西哥作为美国的邻国，其金融体系健全，低通胀、开放的资本账户使其在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有限。

欧美经济走势截然不同
欧美作为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前景截然不同。

“(美国)第一季度的数据略弱，但其中有一些天气等特殊原因，我个人仍然十分乐观，相信美国经济的复苏会继续。一直以来，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家庭消费支出，而现在家庭消费支出状况可以说非常好，人们的财富已经超过危机前的高点，就业创造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油气价格降低，消费信心提升。总体来说，我们可以预期消费会继续增加，对经济形成支撑作用，住房市场虽然尚未复苏，但也在逐渐好转，成为另一股支撑力量。经济增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伯南克表示。

他认为，“未来3-5年，美国经济增长会更平缓，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一部分是因为金融危机本身，创业公司、风险投资等减少，投资更加谨慎，这些与金融危机的经历有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更强的研发投资力度，未来会看到更强的经济。”

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美元强势得以持续。美元指数再度站上96大关，近期美元兑16个主要货币有13个出现升值。6月2日早盘，美元兑日元一度突破125关卡，创下自2002年12月6日以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主席耶伦上月底表示，今年某时加息是合适的。

伯南克坦言，“美元确实走强不少，这是可以预期的。美国是一个大经济体，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对其造成的影响少于一些小国家。美元走强，不仅是对美元，对整体疲弱的欧洲和其他主要出口市场也是一个风险。正面的影响是对增长有利，美国正开始成为全球能源主要生产国，这对经济和就业都带来推动作用，希望明年能够开始出口部分多余的能源。”

同时，他表示，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欧洲经济疲软，中国增长放缓，“这些外部因素是目前美国经济复苏面对的最大风险。”

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措施，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政府反应迟缓，“货币政策方面需要很长时间推行QE(量化宽松)政策，需要克服很多政治和法律反对意见，并要很长时间才会看到经济有反应。欧洲的货币宽松措施整整比美国晚了六年。结果是，相对于危机前高点，美国经济产出超出3%，欧洲低2%，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

此外，在经济增长方面，他认为，欧洲国家的财政政策紧缩过度，“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选择，但德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做得更多。”

“现在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德国，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上整个德国都没有购买自己国家或者外国的产品来帮助经济复苏，因为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应对。欧洲经济非常弱，更重要的是不断恶化的希腊债务问题显然是一个风险。“希腊应该没法完全支付债务，需要做出某些妥协让步。所以欧洲面临很多挑战，这是全球经济面临最困难挑战的地方。”

伯南克还指出，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在危机初期之后，2009年美国的财政政策曾非常有限，财政政策实际上损害复苏，人们抱怨低利率带来问题，但其实这不是美联储的错，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好，在同样的增速下可能有更高的利率水平。欧洲也一样，需要一个平衡。”

对中国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不太可能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经济放缓不可避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放缓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由于货币财政政策导致的经济减速，而是由于中国改变增长模式所致。”伯南克表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他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基建、出口，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中，政府可以下令建造一个钢厂或者水坝来刺激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规模到达某个水平，原有的增长模式无法持续，必须转向内需和消费拉动型经济结构。

“在此过程中，政府无法像原先那样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相反，只能通过简政放权、建立良好的制度架构来鼓励民营经济。因此，在今后数年，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现在才刚刚开始，对此我感到乐观。”他说。

事实上，这个问题同样摆在其他亚洲国家面前。以韩国为例，韩国目前过分依赖制造业出口，也必须转变这种增长模式。

伯南克指出，美国宾州的匹兹堡一度被称为美国的“钢铁之城”，由于当地钢铁企业大量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整个城市甚至沦为“鬼城”。但近年来，匹兹堡积极进行经济多元化变革，引入金融服务业、大学等，使得城市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他坦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银行业存在坏账问题，此外还存在影子银行、房地产、股市等一系列问题，但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在未来十年时间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处理这种难题的能力。”

对于市场担忧的中国金融改革进展保守，他回应称，“我们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发现，金融改革是十分棘手的，如果过于激进或者顺序错误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当时韩国等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并缺乏灵活性，一些改革措施反而引发了金融体系的震荡。”

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改革采取相对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从而避免产生一些负面问题。

他指出，未来五至十年，香港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香港相当于一个气压过渡舱，衔接中国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市场活动的同时避免对中国内地经济带来负面冲击。”

此外，伯南克表示，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中充当“神经中枢”的角色，因此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资金在不同公司、行业之中的配置。

“我不认为中国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目前其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且拥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庞大的财政资源。”伯南克说。

伯南克指出，在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需要正视民众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及环境问题的呼声，“只有人民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之后才能安心消费。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也会要求干净的水、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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