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耕读

欧阳洋：在山上，觉得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听到的声音特别丰富，而且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你问我在山上闷不闷，怎么会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标是种一亩向日葵。六月的时候你再来，就能看到了。

欧阳洋是郭中一的学生，小团山中英书院目前唯一的记名弟子。事实上，山庄近30名员工，都是书院的学生，也是老师，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庄践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龄教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山庄中实行的也是相教互学。如志愿者李卓妮，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专业花腔女高音，每天都会带着山庄的员工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练和声。她计划五月要在山庄举行一场音乐会。

郭教授也能讲音乐课，很多内容却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闻所未闻。他从毕德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穿插到《刺客列传》里，高渐离送荆轲时唱出“变徵之声”，第一次出现七声音节，再讲到建筑声学，为什么音乐厅里不能用地毯？因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设生态农庄所需的农业知识，基本都源于自学。教育的目的本来就应该是学会学习，热爱学习。但应试教育却背道而驰，为郭深恶痛绝。目睹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决心让他们离开体系，在山庄自学。老大延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自学，老二延极则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回家。

离开学校的两年里，延极已经读完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学完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他的生物学水平在山庄已无人能及，大约已达到大学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细胞分裂时，蛋白质的若干细节。

事实上，逃离学校的短暂幸福感消失后，延极也曾为这个决定而惶恐。但随着自学内容的深入，他开始越来越觉得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幼稚，因而更坚定了留在山庄的决心。

无论是谁，都会跟记者聊起：“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可学。”譬如山庄工程和物流的负责人曹工，是个17岁就离家的农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庄的建筑设计图时几乎完全看不懂，“因为和我们的习惯太不一样了，同一个平面居然有好几条水平线。”于是，延极教他怎么用电脑上网，收发邮件，用skype和台湾的设计师语音聊天。为了理解复杂的图样，他开始自学CAD软件。现在，40出头的曹工已拥有自己的博客，并且是山庄网站的维护人员。

至此，生态农庄最初的设想，“无害的社区”和“好的文化氛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再造生态系统的努力，也在向周边扩散。

2007年，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她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公，对农村孩子而言，集中体现在英语上。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对此自然不在话下。5年来，她辅导了不下百名农村学生，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庄蕙英对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说，英语是最难的，我都能攻克，还有什么学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妇被评为“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农村这边，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一字一句排练纯熟，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说孩子们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传来说，还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终于到了台上，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圆、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边，潸然泪下。

乡关
史立勇：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山西上大学，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在外面时间越长，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会有很多束缚。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有时候想，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没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

面对同样的问题，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才说：“你问我是合肥人，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我回答不出来。小时候，祖籍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年来的时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两岁到台湾，15岁再来合肥。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

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在武汉，在上海。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

说这些话时，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文心雕龙》。每周六凌晨3点，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卖出农庄的产品。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此时，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

延铎和延极都还没想要离开山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延极曾经问父亲，自己会不会一辈子待在大陆？

教授回答说：“将来，你可能会去火星工作，在那里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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