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对美国乃至世界粮食市场及全球经济的危害固然很大，但推进粮食能源化的传统生物质能发展政策更有可能加剧和放大自然旱灾的负面影响。”

大洋彼岸的美国今年大旱，其程度据称是1956年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受此影响，“蝴蝶效应”已经让人们隐约闻到了来年餐桌上食品乃至宏观经济出现通胀和动荡的味道。

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大旱下影响最直接也是最甚的产业必是农业，之前国际谷物协会已经根据旱情大大调低了美国今年粮食产量，美国本土粮价上升已成事实，而美国的粮食市场与全球粮食市场紧密相连，无论是减少对全球市场的出口，还是因为可能的短缺而增加粮食进口，其结果都是会大大提高其他主要粮食消费国家或粮食进口国家的价格预期，有购买能力的地区将不得不因此增加粮食支出，而缺乏购买能力的地区则将极有可能出现饥荒或战乱。在大旱下，再加上经济的高度全球化，美国这个全球经济老大看来将再次成为下一轮世界经济动荡的发源地。

因此，如果来年全球政治和经济果真出现新的动荡，我们看似是可以从这场不期而至的美国大旱中找到根源，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旱固然可以造成粮食减产，从而抬升粮价，输出通胀，但在大规模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浪潮的推进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利用玉米、大豆等粮食品种来发展生物质能，从对粮食市场供应的实质性影响来看，这其实无异于是另一场造成粮食减产的“大旱”。就此而言，大旱对美国乃至世界粮食市场及全球经济的危害固然很大，但推进粮食能源化的传统生物质能发展政策更有可能加剧和放大自然旱灾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当前或在不远将来所出现的世界粮食危机，其根源一半来自天灾的大旱，而另一半则正是出自人手的粮食能源化。

近期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一篇评论员文章，是由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教授(Colin A. Carter)和来自胡佛研究所的政策分析研究员(Henry I. Miller)共同完成。其中提到，以美国目前最主要的生物质能原料来源玉米为例，根据美国当前的可再生能源燃料利用标准，2012年生产合成汽油所需要的玉米酒精使用量达到了132亿加仑，折合成玉米作物可达47亿蒲式耳，占到美国去年玉米总产量的40%。

同时，让我们再来看看2012年大旱可能造成玉米减产的规模情况。据国际谷物协会的估计，今年产量将从往常的138亿蒲式耳降至118亿蒲式耳，减少量为20亿蒲式耳，与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玉米数量相比，还不到一半的规模。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本次大旱对玉米减产的影响来折算，生物质能的利用相当于造成了等同于大约两场的人为“旱灾”，如果再进一步计算这样的粮食“能源化”利用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我们就很难将全球粮食短缺仅仅归咎于天灾了。就此而言，粮食“能源化”对世界粮食市场以及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实则高于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大旱”本身。

当然，从发展生物质能的角度来看，通过粮食类作物的转化来提高能源供应和利用效率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并不鲜见，比如巴西便是通过将蔗糖转化为酒精来增加能源供应和清洁化程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常规粮食利用与能源利用之间的矛盾，但不同粮食作物在土地利用、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使用等方面存在替代性，非常规粮食的大规模“能源化”仍会挤占各种常规粮食生产资源，从而间接地影响世界粮食供应。

此外，粮食“能源化”中还有一个误区。一般以为，加入酒精后的合成燃料可以扩大能源利用规模，提高利用效率，但殊不知，酒精的用能效率仅是油气能源的30%，所以加入酒精后的合成燃料在发电供能的效率上远远比不上纯油气能源，再加上粮食转化为能源后，合成燃料的生产成本因为粮价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因此，在大旱影响下，以合成燃料为主的传统生物质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效率上都已经大大下降，不可与通常情况相提并论。

正是因为有这一个背景，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两位作者都在呼吁美国联邦环保署降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也就是降低粮食燃料或生物质能在能源利用中的添加比例，以便释放出一定规模的粮食，使其回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这不仅可以降低美国老百姓的粮食支出，也有利于世界粮价的稳定。据他们测算，如果环保署降低20%的生物质能利用比例，那么至少可以减少10亿蒲式耳玉米的消耗量，相当于抵充半场“大旱”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天平另外一端的能源市场就不可避免受到一些冲击，包括能源供应量的下滑，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等。

总体而言，在经历此次美国大旱的各种影响后，从长远来看，粮食“能源化”下发展传统生物质能无异于与民夺粮，同时还会受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较大影响，其前景实为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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