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中国公众未来可能长期与农药共存的朴素事实，正一步步为科学研究所证明。

在名牌茶叶、众多农作物、有机食品甚至饮用水源中均检出多种农药残留之后，农业科学家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土壤、空气和水。

2013年1月7日，一项为期近两年的研究发布结果。研究显示，在山东和广东两个典型农业区的土壤、水体和空气中，均可检测出120余种农药，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

这份报告部分确证了公众普遍的猜疑—农药残留无处不在。

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团队进行的该项研究，是中国首次对上百种常见农药进行大范围环境残留研究。

过去，此类研究要么局限于很小的地块，要么仅是针对部分农产品，涉及的农药品种也较少。

上述结果无疑陈述了一个惊人的朴素事实。土壤、水体和空气，是每个人生活无法离开的基本环境要素，其中广泛存在的120余种农药残留，意味着公众谁也无法逃避。

可以庆幸的是，科学家暂时还没有证据证明上百种残留农药损害了公众的健康。由于缺乏标准，科学家甚至无法确证它们对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程度属于何种水平，是严重还是一般，暂时还没有答案。

坏消息是，暂时没有证据，并不代表未知的危害事实就一定不存在。国内外科学界对环境中的农药残留普遍缺乏深入研究，这或许也意味着一些损害还没有被发现。

“农药在深层土壤中不断富集，无法自行分解，土壤的自净能力也无能为力。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我们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 研究者张斌说。

参与研究的另一位农业专家则认为，他们的研究只是初步揭开了一个“盖子”—农药正在环境介质中持续大量累积，这个基本事实需要政府和科学界进行更多关注。

被农药包围
2012年12月下旬，财新记者独家拿到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名为 《环境中的农药：中国典型集约化农区土壤、水体和大气农药残留状况调查》。

张斌是报告的第一作者。2011至2012年间，“绿色和平”委托张斌团队对分别位于广州周边和山东潍坊的两个典型农区的土壤、水和大气环境进行了采样调查。研究者采集了两地共计55个土壤样品、42个水体样品，以及两地持续30天的空气样品，并对180种农药在这些样本中的残留进行了检测。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婧解释，之所以选择山东和广东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山东拥有全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而广东的农产品也支撑着广州、深圳、香港等很多南方城市的消费。

此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所有土壤、水和空气样品中均含有百种以上农药。土壤方面，广州周边地区稻田土壤样品检出农药126-145种，蔬菜地土壤检出125-144种。山东潍坊的蔬菜地土壤样品则检出农药123-146种，小麦地检出农药122-134种。

用于灌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没有幸免。广州周边地区水样中检出农药131-139种。潍坊水样中检出农药127-142种。

公众对土壤和水中有农药残留或许早有预料，但很少有人相信，空气中也有大量农药残留。结果或许有些残忍，广州周边地区空气中共检出144种农药，山东省潍坊市某蔬菜基地则高达147种。

研究的第二项发现是部分农药在土壤和水中的残留浓度较高。在所采集的广州周边地区和山东潍坊两地土壤样本中，有9%-13%的农药检出浓度超过了400纳克/克，最高则达到约1.3万纳克/克。参照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对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标准，以上残留浓度已经远大于国家二级标准（能保障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土壤）。

研究的第三项发现是部分农药会在深层土壤和地下水中富集。有相当一部分农药的残留浓度并不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下降，有些反而浓度有所增加。此外，地下水农药残留和富集现象在两地也十分显著。

“农药对水的污染要比在土壤中的危害大得多。”参与研究的一名专家说。“超过某个残留浓度后，就会导致危害的发生。”

报告指出，当地农民盲目增加农药用量和喷洒次数是导致农药残留浓度高的原因之一。由于担心农业产量不能保证，农民往往通过增加施用农药的种类和喷洒次数，以求作物产量“保险”。

据调查，两地的施药频率都较高。作为更湿热地区的广州尤为显著，当地水稻生长季节农民一般喷药七次至九次，蔬菜基地施药次数甚至可高达十几次。其中，由于价格便宜、使用效果好等原因，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毒死蜱、三唑磷和哒螨灵等六种禁、限用农药在广州周边地区仍被大量使用。这些农药在两地土壤中检出浓度均较高。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前述专家坦承，报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报告是国内首次针对如此多种类农药进行的环境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或仍需进一步完善以确定其精确度。

“但它的价值在于将那些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抛出来，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专家表示。

缺失的标准
遗憾的是，虽然上述报告在不同环境介质中检测出种类繁多的农药，且部分数值奇高，但由于缺少标准，从这些数值中依旧难以判定这些农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从事农药应用技术与研究近30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药研究室主任曹坳程表示，在土壤中检测出农药残留，并不能被判定土壤就被污染了，关键在于“量”和“度”。“要知道，我们现在技术发达，非常小的量都能被检测出来。”

财新记者在查阅国家对土壤、水体和空气质量的有关质量标准后发现，仅有很少数条款涉及农药残留。

在土壤标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准中，对剧毒农药DDT和六六六的残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饮用水标准》的非常规指标中，包含20余种农药。而空气质量标准中，则完全没有设立有关农药的标准。

环境中的农药种类繁多，而且是长时间不间断地输入环境，即便是参考国外对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规定，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土壤、水体、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缺少检测，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农药残留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生活环境中，而人们却未察觉。

研究者已面临标准缺失的尴尬。农业部农药化学与应用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学界很早就知道农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对土壤、水体、空气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实际上仅是污染的一部分。然而，污染“程度”如何，在多大量级下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学界知之甚少。

“国内关于农药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比较少，这导致有不少农药在使用10年、甚至20年后，因暴露出问题才被禁用。”袁会珠说。

不过，要为不同环境媒介中的农药残留情况设立标准，并非易事。以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为例，国内外虽然都有空气飘移造成的农药二手伤害的研究，但由于空气中的农药难以模拟和统计，污染情况难以溯源，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流行病学研究，难以通过毒理分析、动物实验等方法进行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家标准仅对剧毒农药加以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其替代产品、所谓“低度、高效”农药的高检出量依旧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杀伤力不容小觑。

曹坳程坦言，当前评价农药优劣的标准是高效、低毒。完全用这一标准进行评估农药未免过于片面。理想的做法是，按照农药的危害性来评价农药，而非“高效”“低毒”—究竟有多毒，实在众说纷纭。

“实际上，低毒农药在环境中也是不断累积的，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它也应有浓度限值。虽然累积不一定意味着有害，但却意味着有可能有害。社会上对其残留浓度高到何种程度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问题，关注度不够。”前述专家说。

未知风险待解
王婧就此研究评价称，农田离消费者的餐桌一点也不遥远—如果一块农田连空气都藏着100来种农药，种出的食物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由于长期使用农药，环境中累积了大量的有毒物质，其影响范围可能远高于人们的想象。王婧指出，这些农药不但会危害鸟、鱼、蜂类等农田生物、导致农田生态破坏，还有部分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及婴幼儿的生殖发育。

王婧说，研究已显示，环境中低毒、小剂量的农药暴露，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体现在慢性疾病上。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农药与帕金森综合症、慢性呼吸疾病、癌变等疾病存在关联，但关于农药对健康产生的具体影响仍缺乏足够权威、全面的研究。

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农业研究系统和医学系统相互脱节是缺乏相关研究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对农药使用的健康影响的长期观察数据十分有限。

前述农业专家认为，土壤是农药污染环境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从土壤出发，农药会通过深层土壤的渗透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这种污染一旦造成，难以修复。而滞留在表层土壤中的农药会与空气产生互动，不断释放有毒有害物质。

专家反问说：“国内尚未出现因农药在环境中的残留所导致的中毒死亡事件，但这不代表二者没有联系。现在的癌症得病率这么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归于食品安全问题，那么食品危害来源于哪里呢？难道不是来自于环境吗？”

源头减量难
农药是把双刃剑，一刃指向粮食稳产，一刃指向环境污染。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农药使用国。农业部资料显示，每年，约有175万吨农药使用于农牧林业生产，但农药施用量仅有约30%作用于目标生物，其余的70%进入环境。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王婧指出，“这些流入环境中的农药不仅对人的健康构成威胁，更让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遭到重创，使其需要依赖更多的农药来维持，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在耕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得到扭转。”

但上述专家接触到的农村施药现实却表明，害虫抗药性的增加和对化学防治方法的依赖，使得人们陷入不断增加农药使用量的怪圈。

在耕地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又从2009年起全面实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战略规划。从农药和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的数字可以看出，粮食增产的实现依然十分倚重农药和化肥的投入，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并非易事。

农业部显然意识到农药长期使用的危害性，曾于2011年设下到2015年全国农药使用总量减少20%的目标。但在2012年11月，该部将此目标的完成时间推迟到2020年。

“每天都有近5000吨农药洒在中国的耕地上，推迟五年对中国的环境和食品安全意味着什么？”王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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