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工商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国已达68.9万家。合作社让不少农民尝到了甜头,但似乎也遇到了不少“成长的烦恼”。业界人士认为,首先要解决贷款难问题;其次,政府帮助引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对接,解决农产品销路、提升产品附加值;希望政府扶持合作社搞好农田水利建设。
“相比较单个养猪户,合作社以批发价购进饲料,一吨就可省三四百元;通过合作社卖猪就可以卖到8块2一斤,比往外卖要高2毛。”在吉林长春绿园区合心镇东安村,农民孙福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细账。
59岁的孙福是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2010年他挑头成立了祥和养猪生产专业合作社,如今发展到100多户社员,整个合作社共存栏一万多头猪。
第一道坎:资金紧张贷款难
虽然合作社发展态势好,但江苏常熟海明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海明还是忧心忡忡,“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资金和人才。”
顾海明说,“我们的土地是流转过来的,算是租种的,不能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银行连农业设施都不认,而农业又具有周期性,一季蔬菜最长要5个月才能上市,超市又是卖掉一季蔬菜结算一次钱。现金流非常紧张。”
想大发展的孙福也缺资金,到银行申请贷款,“什么土地证、猪舍做抵押都不好使,只有楼房做抵押才给你贷款。”
5里之外的长春新农家村四间房屯,利民果苗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民也对“贷款难”深有体会:2011年冬天,合作社申请到帮扶妇女创业的一笔5万元低息贷款,上级妇联都批了,钱也拨到信用社了,然而,办手续时,他带着五个社员跑了七八趟,也没跑下来。
“要求几证齐全,人名相符,那当初咱这土地承包证是写着我爸的名字。后来开春忙起来了,就顾不上了。算了,这点钱不够那来回跑腿费事的。”王民说起此事一脸无奈。
在河南沁阳,康辉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郭景明告诉记者,合作社打算建粮食烘干厂、面粉厂,衍生产业链、提高粮食附加值,正面临缺资金难题。他到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跑了很多趟,但农机又不能抵押。最后他找到农业发展银行,对方表示必须以公司形式才能贷款。合作社目前正打算依托聚丰粮行注册成公司,走企业化经营之道,解决融资难题。
第二道坎:缺少青壮劳动力
顾耀忠今年50岁,但在合作社却属于“年轻人”。比如跟他熟识的合作社会员陈惠畴,今年67岁,是种菜的老把式了,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喜欢种地”,儿子和儿媳在工厂做工,一家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就剩下他和他老伴了。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工人几乎都是陈惠畴这把年纪了。
顾海明告诉记者,在常熟农村,青壮劳动力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在地里干活的,多是老年人。“合作社除了50岁的顾耀忠这样的技术员,其他的农业产业工人几乎都是陈惠畴这把年纪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进城务工农民超2.5亿人,而常年在农村的人口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分别达到5000万人、4000万人、4700万人。2.46亿农业劳动力中,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了主要力量,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调查显示,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
目前合作社土地面积已达3000多亩,消化了当地农村300多剩余劳动力,但多是妇女和老人。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技术推广难题、还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顾海明说,通过农田整合,将部分农民的零散承包土地以租借形式集中,统一管理耕作,科学种植,形成农田集约化管理。“限制农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分散的经营方式与规模效益间的矛盾。土地流转后,可以形成大规模种植,便于机械化操作,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农资采购成本也降低了。”顾海明说。
顾海明介绍说,合作社的成立,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且技术方面实现了统一。合作社给会员提供统一的种子、布局和生产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解决了“卖难”问题。顾海明说,他之前种20多亩蔬菜时,也经历过卖菜难。“一家一户的小农去直接面对大市场,确实比较弱势。”他说,成立合作社后,有了规模,有了统一标准和品牌后,大超市反而会来找他。
“我现在直供常熟、苏州、无锡和上海的几个大超市。”顾海明说,为保证产销供应链条完整,合作社还在梅李镇建立6个共可储存200吨农产品的保鲜仓库,确保不同季节农产品供应的可持续性。
不仅如此,作为海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海明蔬菜专业合作社还可使用“海明”牌商标。“我这个商标目前有了点小名气,生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顾海明说。
“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后,从品种的引进、生产、管理、包装和销售所有环节都要求统一进行,既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又极大地降低了单个农户所承担的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不过,缺少青壮劳动力成为制约因素。”长春市绿园区农业局局长吴庆江说。
第三道坎:不规范市场受限
在长春,一些合作社社员向记者反映,合作社内部运行缺乏监督,虽然设有理事会、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但多流于形式,少数人控制的问题仍然存在。其次财务不规范,有些存在不记账或只记“流水账”,不编制会计报表、不设置成员账户、不进行盈余分配等问题,让不少社员心存顾虑。
合作社与企业、市场间的联系与协作不密切,发展层次还很低下,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一些社员表示,合作社仍满足于收得进来,销得出去,所经营的农畜产品,缺乏精加工、精包装、打品牌、占市场的经营理念。
合作社无法开具发票,也让不少销售市场受到限制。河南沁阳的聚丰怀药蔬菜种植合作社,以往主要采取就地批发方式销售,客户都不要发票,但现在向商场超市供货则需要发票进行税费抵扣。
理事长沈永国无奈地说,因为没有发票,合作社只能拒绝给超市供货,等于自断一条销路。曾有几家大超市找合作社供山药,超市明确要发票,他就去税务部门申请发票,但对方称需要提供出资明细、年产量、年销售收入、产品价格、利润收入等很多他听都没听过的材料,他觉得手续实在太麻烦,只好作罢。
合作社合作层次不高,让部分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不高。目前大部分合作社唯一的资金来源便是入股农民自筹,但只有少数带头人比较有积极性,大多数农民要真正见到赚钱后才愿意出资。“一些地方,合作社建设热在省里、忙在县里、急在乡里、冷在户里。”王民说。
“下一步,合作社应该由数量扩张式发展向规模、质量和效益提升式发展转变。”吉林省农委农经处处长吕子臣说。他认为,合作社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仅靠农业、农经部门的一己之力,难以顺利发展。
沈永国认为,首先解决贷款难问题。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合作社获得低息贷款。“种地本来就利润少,如果贷款利息太高,到头来等于白干。”其次,政府帮助引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对接,解决农产品销路、提升产品附加值。此外,他还是希望政府扶持合作社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对水利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合作社资金不足,希望政府能帮助打井、架线,提供技术改善灌溉条件。”沈永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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