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2013年3月14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如今这“天”问题重重。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不断考验着消费者的信心底线——食品安全,已成为国人近几年最为关注的话题。
“两会”前夕,香港特区出台政策,对婴幼儿配方奶粉出境进行限制,其背后更凸显出内地奶业的尴尬与无奈。“两会”上,大部制改革已经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职责,集中于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一改以往多部门交叉监管的“九龙治水”模式,记者在本期报道中溯源内地奶粉信任危机,发现除了监管,业界对乳品的标准问题也极为关注。
全国“两会”前夕的3月1日,香港特区史上最严厉的奶粉限制出境政策(俗称限奶令)正式实施。尽管这项规定早在2月22日便被公布,但实施当天,依旧争议四起。在随后召开的“两会”上,对内地奶业质量问题的管理,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香港的奶粉抢购热潮可以追溯到2009年。尽管从2009年至今,我国乳制品的质量有所好转,但是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所说:此前在相关问题认识、产业管理和监管措施落实方面都存在不足,使得消费者对整个内地奶业充满不信任感。
不信任感出自何处?奶业专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问题频出、行业标准制定较低、监管不严等,是奶粉信任危机的溯源所在。而部门之间多重管理以及“监管链”的缺失,也使得政府难以实现乳制品安全管理的无缝对接。“两会”上食品安全大部制改革,有望对这一现象作出改变,“食品安全梦”是否离我们更近了一步?
全球限奶令升级
长期研究奶业的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奶类分析师宋亮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内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心丧失的危机,是以三聚氰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所导致的。
2009年后,不仅是“三鹿”事件,β-内酰胺酶事件(掩盖食品中抗生素残留检测)、皮革水解蛋白事件等都让消费者对内地乳制品行业逐渐失去信心。
中投顾问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间,原来在高端市场占据优势的“洋奶粉”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大,洋奶粉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由2008年年初的70%上升到85%;在中端市场上的份额也上升了不少。
到2011年,随着奶业质量问题的继续,尤其是受国产牛奶M1黄曲霉素超标的影响,内地消费者对海外的奶粉需求越来越强烈。
奶业专家王丁棉回忆,香港奶粉货源紧张从2009年开始,“2009到2011年,香港的货源紧张偶尔会出现,但是大面积的奶粉供货紧张也仅有两三次左右。”随之生意兴隆的,则是海外奶粉的网络代购。
也是从2011年开始,随着内地市场对香港奶粉需求增大,香港有地区和超市进行市场性限购。2011年春节期间,香港部分超市采取了奶粉限购措施。
2012年,全球性质的限购潮出现了。当年6月,美国Target、Walmart等大卖场奶粉限购5~12盒。之后各国紧跟,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法国等也开始陆续限购或限制出境。
事实上,2006年至2012年间,非香港本地的奶粉需求远高于当地自身。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对外披露,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当地婴幼儿每月消费有60万~70万罐,约300万罐奶粉经香港转出口。
由于香港的奶粉关税较内地低,经销商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奶粉,比如荷兰牛栏牌奶粉,“港版”只要250元,而在内地就需要312元才能买到。
今年2月22日,香港出台了《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修订规例)。《规例》中规定,除非获工业贸易署署长发出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携带超过1.8千克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出境。任何人若违反,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规例》在3月1日正式生效。
王丁棉说,近期天猫向达能和雀巢等6个品牌提供平台,做原装奶粉的代理,建立了第三销售渠道。这也不失为代购以外的一种新型海外奶粉购买形式。
大部制改革补漏监管盲点
“两会”期间,奶粉的质量整治问题已提上日程。周伯华3月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各部门正在协调研究,将采取更为有效的专项管理办法来确保婴幼儿奶粉安全,这些措施将会尽快出台。
他表示,针对婴幼儿奶粉的专项管理,将涉及从畜牧生产第一道工序到工厂加工、合格出厂以及进入到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更加严格的措施规范生产厂家、畜牧养殖以及销售环节的责任,确保国民能喝上安全、放心奶。国民的“安全放心奶”应在全面的“监管链”中产生。宋亮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应该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食品安全管控机制、食品安全预警机制以及建立食品安全危机处理机制。
如今,中国乳品的产业链上下,从养殖、加工、物流配送和销售往往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这对监管极为不利。而将这个产业串成真正的“监管链”,才能对每件乳制品进行更好的质量追溯。
为了完善“监管链”,宋亮认为,政府应该要求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按照建立的标准,做各环节的追溯体系,然后互相对接形成信息网,对于这些信息,可以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共享,方便消费者查找。
而建立这套体系的难点在于,需要政府参与,比如在硬件上给予各企业一定的补贴,并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环节追溯体系建成的企业进行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并保障对接,“这样,以后奶粉若出了事,可以追溯到问题方,保障了其他企业的权益”。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拿到一瓶奶,消费者可以通过产品编号,在网上查到这瓶奶的配送公司、生产企业、生产时间和批次、奶源地、养殖场、奶牛甚至是奶牛产下牛奶的时间。”宋亮说。
除了以上“监管链”,预警机制也十分必要。宋亮表示,政府可以通过机制预警具有局部代表性的大面积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某地出现了大面积疫病、亦或成本上涨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对于未知的危害物,带来的安全风险等”。
王丁棉更看重的是监管方式和指导思想的转变,“现在我们的监管部门都是发通知公告组织去企业检查,部分专家组人员有是临时抽的,对食品安全不了解,根本没法看出来存在的问题。”
王丁棉表示,前几年产生重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政府对企业的惩治不及时、不到位,“对于企业来说,在出现问题之时,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应该制定严格的处罚规定,对发现问题的大小企业进行严格的处罚”。
不光如此。王丁棉向记者介绍,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方式,是“九龙治水”,条块结合地对乳品行业进行监管。这种模式本身效率会很高,但是现在部门和部门之间会出现交叉点或盲区,“管理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定,责任、义务和权利等都有模糊地带”。
而在今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我国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药监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此外,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乳品标准不该一刀切
在监管的过程中,国家标准是重要准绳。但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上,业内人士存在争议。
王丁棉表示,从现行的国家《婴儿配方食品标准》(GB10765-2010)前言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婴儿配方奶粉标准制定的依据,是对应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颁布的婴儿配方食品标准(CodexStan72-1981),同时,还参照了中国营养学会2000年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王丁棉认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标准的制定,首先应该参照国际食品法典(CAC)推荐的标准,但决不仅仅是一个CodexStan72-1981标准。CAC公布的营养标准有很多,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CodexStand73-1989(罐装婴幼儿食品)、CodexStand74-1991(谷基婴幼儿食品)、CodexStand156-1989(较大婴幼儿配方食品)等。
他说,现行的中国婴幼儿奶粉标准所引用CodexStand72-1981标准已经有点过时。目前国际上取代这一老标准的,即最新版本的标准是在2006年11月举行的第28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标准的新参数依据或内容已广为各国所引用或参照。
王丁棉举例,比如关于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国外要求为6:4。因为酪蛋白高,孩子容易消化不良,同时也给孩子的肾增加负担。“但是,中国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则是7:3。国外之所以修订标准,就是因为之前的标准有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
但宋亮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蛋白比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婴幼儿奶粉如果单从指标数量来看,相对国外的标准来说是高的,我们的各系标准都制定得很详细。”宋亮认为,对于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是从中国的儿童身体接受能力的角度来考虑的。
“不是说和国际接轨了就是对的,日韩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也是7:3”。宋亮表示,欧美的饮食习惯决定了其宝宝本身摄入的蛋白就多,因此酪蛋白的比例需要减少。中国宝宝与欧美宝宝正好相反,在蛋白摄入上较少,因此在婴幼儿配方奶粉标准中,酪蛋白的比例需要提高。
宋亮表示,不光是蛋白的比例,中国宝宝在矿物质上的摄取量也比欧美和日韩孩子低。因此,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中在微量元素方面要求相对比较高。
从各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中可以看出,欧洲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各地域都不尽相同。日本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也与中国不一样。“我的观点是,中国东西南北饮食习惯差异很大,我们的奶粉标准制定,应该按照一定的地域进行划分。比如南方多水产果蔬,北方多吃牛羊肉,两地的奶粉的配方应该有差异。”宋亮说。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或许仅是业内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生乳收购标准,则饱受诟病。
2010年新修订的生乳新国标中,生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每100克不低于2.9克,降到了2.8克,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不大于50万,调至不大于200万。新标准中,生乳蛋白含量远低于发达国家3克以上的标准,而菌落总数是美国、欧盟(10万)标准的20倍。
宋亮告诉记者,之所以降低国标,是因为中国养殖环境比较落后。
中国的奶牛养殖的环境差异性很大。从城市到农村,南方到北方都有巨大的差异。“生乳标准不能一刀切,需要差异化”,宋亮认为,正因为中国复杂的养殖情况,在生乳的标准制定上,需根据差异性相应制定标准,并且分级制定价格。
“对于规模化养殖场,生乳标准要求应该高些,建议菌落数每毫升≤3万,每100克生乳蛋白含量不低于3克;对于中小规模养殖,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的,建议菌落数每毫升不大于50万,生乳蛋白含量每100克不低于2.9克。市场按照品质的差异,分级制定相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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