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2013年3月19日)我们为何不买国产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至今国产问题奶粉依旧前仆后继地涌现，中国消费者开始全面抛弃国产奶粉。新国标低下、监管示范、打击力度缺乏……而几乎所有问题案例的根源都是人为操作不当。2013年3月1日，在酝酿了近一个月后，香港对内地民众的“限制令”正式实施。限制令规定，离港人士每天可携带不超过两罐、总净重不超过1.8公斤的奶粉，违例者一旦定罪，最高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新规施行仅五天，已有87名港人和内地人被拘，此举令内地人颇为沮丧，亦激起不少抗议之声。然抗议之余，更多是对内地奶粉质量和信心的担忧。

广东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坦言：“作为奶业界人士，确实感到羞耻和脸红”。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奶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表示，食品安全涉及到的环节很多，需要生产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丧失的良心和信心
意欲堵死奶粉代购渠道的香港限制令，让国内奶粉与国外进口奶粉的质量和信誉鸿沟一览无余。周伯华在“两会”上提及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几欲落泪。

香港艺人、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地为何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怎么恢复国人的信心。

近年来，内地家长不断从海外采购奶粉，香港自由行以来，赴港购买奶粉成为首选。加上之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风潮，一时间，内地人在香港被视为“蝗虫”。大批内地人在海外采购奶粉的狂潮，让一些欧美等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内地居民实施限购。最近一年，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国超市也对婴儿奶粉贴出中文限购提示。美国方面，一些在美华人成了中国大陆亲友购买奶粉的重要源头，华人整箱整箱地买奶粉，Target、Walmart等卖场推出5至12盒的限制令。

内地居民争抢洋奶粉的事实折射出国产奶粉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2011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香港此次限购后，首次报道三鹿奶粉问题的记者简光洲认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信心重建”。

面对重拾消费者信心，伊利董事长潘刚在两会上表态支持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蒙牛方面则在2012年通过“工厂开放日”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逐渐改善目前公众对中国乳业的认识”。

“毒奶粉”前赴后继
限制令戳到了国内企业的痛处，而近年来连绵不绝的“毒奶粉”事件伤透了民众的心。

问题在2004年就已现端倪。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大头娃娃”第一次把“奶粉安全”问题拉入公众视线。

2008年9月，在一场恢宏的北京奥运会后，“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一个拥有半个世纪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三鹿大厦崩塌，数十万儿童因此蒙受困扰。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对奶品全行业整顿，质检总局宣布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国家免检。此事的问责力度空前，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主犯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因此事监管不力，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被免职，另有多名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然而，顽疾并未根除，问题奶粉仍然前赴后继，以至于2011年4月18日，温家宝痛批有些企业“道德滑坡严重”。

复旦大学学生吴恒在2012年建立了“掷出窗外”网站，专门搜集近年来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据该网站的统计，近三年中，关于奶粉问题的报道涉及大约30篇，超过十家国内外奶粉品牌“中招”。

据该网站统计，除三聚氰胺外，2012年的毒奶粉里又增添了新名单：如2012年6月某知名品牌奶粉被检出汞含量异常；2012年7月南山奶粉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虽没有“三聚氰胺”的影响力，还是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且多为国产婴幼儿奶粉。

“橘生淮北则为枳”，外国品牌亦未幸免。国产(或分装)的雅培、雀巢奶粉也曾被发现有问题，荷兰美素奶粉则多次被发现其中有虫子和异物。

吴恒认为，几乎所有案例的根源都是人为操作不当，出问题的原因或是利益驱动，或是操作失误。“错不在牛，在人。”

奶源地之困
“奶源地的无序竞争是一个关键原因。”简光洲说，“2003年前后，奶企高速发展，奶源地争抢导致竞争无序。恶性竞争必然导致假奶粉的问题出现。”

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奶企纷纷把建立自己的奶源地作为战略发展目标。近年来，国内兴起了牧场建设热潮，蒙牛、现代牧业、伊利等企业大兴牧场。

对此，王丁棉提醒说，大兴牧场的会使物流成本增加，饲料保存、牲畜疾病以及废料处理等都会增加成本。

奶源地直接影响着奶品质量的各项标准。中国在2011年10月20日开始实施的新标准修改了黄曲霉素等限量指标和检测方法。饶是如此，2012年7月，南山奶粉仍在抽检中被发现含强致癌物黄曲霉素M1，其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证则在两个月后才被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注销。

业内人士认为，标准相对于内地以外的发达地区还是比较低。在牛奶新国标中，生乳的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的两项标准均低于发达国家标准。王丁棉说，标准低的根本原因是大企业绑架了这些标准，因为降低标准可以降低奶企的收购成本。

监管失范
2013年两会上，伊利董事长潘刚亦对监管提出意见，提出加大处罚力度。周伯华也提到，“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显然很有必要”。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也没有回避监管责任，“产品质量问题，企业是主体，政府有监管责任。”

2012年10月，南山奶粉回应媒体称，(许可证)注销是企业主动申请的，只是注销“湿法工艺”许可证，而今后婴幼儿奶粉将以“干法工艺”在该公司另一家工厂生产。

“国内对于这种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处罚力度还是没有跟上。”王丁棉说，“这次南山奶粉事件，明显就是政府在给企业一个台阶。”而在国外，企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代价很高，往往会面临巨额惩罚。

三鹿奶粉事件当年在政府的高压问责下，迅即解决。然而，就在2013年1月22日，《长江日报》披露，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已于2011年底复出，李长江在引咎辞职一年后即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9年3月被记过处分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则在八个月后当选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另有两名受处分的官员也已复出。

高调免职、低调复出，几乎已成惯例。广东卫视就此采访路人，不少人表示“心寒”、“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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