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2013年3月27日)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持续到现在，已经不能停留在探究死猪从哪里来，是毒死还是冻死这些问题上了。事实上，如果用产业经济学的眼光看，这背后是中国一个小小的镇所面临的产业困局难题的缩影。当20多年前的致富产业经遇到新的时代环境，究竟何去何从？是在现状中求变，还是抓住时机彻底做一次转型？

事实上，我们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看到了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做出的积极思考和变革努力。“这是一次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多名当地政府官员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两套产业转型方案，以及散户养殖的限制与升级，希望能够让黄浦江上不再有死猪的影踪。

危机倒逼：产业转型声声急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持续发酵，让嘉兴新丰镇上的猪农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挑战。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曾发出猪肉跌价的蓝色预警信号，称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截至3月6日，全国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斤7.26元。

但嘉兴新丰镇镇北村的一户猪农告诉本报记者，自死猪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生猪的市场收购价格跌幅要远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每斤仅为5.6元。而在此之前，当地的生猪收购价还在6.5元/斤的水平徘徊，目前每卖出去一头猪就要比原来亏200元。

“出了事后，现在过来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如今已毫无议价权可言，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

新丰镇这个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曾品尝过“因猪而富”的辉煌。从上世纪80年代养殖输出“供港猪”开始，养猪，就一直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曾占到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据当地政府介绍，目前新丰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由于数量巨大，当地根本消化不了产能需求，每年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而最主要的就是上海、苏州和南京地区。

而如今，来自苏沪的猪贩越来越少，当地的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转型时机：新丰镇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我不会杀母猪，现在这种情况下，减产不理性，要撑一下再说。”嘉兴民丰村的猪农黄雨吉对记者说。

在邻居眼中，黄雨吉算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建在家门口的一排猪舍里共养了300多头猪。

黄雨吉说：“现在猪农也比过去理性多了，以前亏了一窝蜂的全把母猪杀了，后来猪价贵了，又一窝蜂的全去抓小母猪，结果等你养大了猪肉又降下去了。养猪也要3年一看，2011年时1头猪可以赚1000元，现在虽然亏了但也熬得住。”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和黄雨吉想法类似的猪农不在少数。镇北村的一位猪农说：“要挺一挺再说，我现在的资金状况还好，因为饲料商会帮我们先期垫钱，他们把饲料拉过来让你的猪先吃，等猪卖了之后再把资金还给饲料商。所以我资金压力不大。”

但猪农们的这股“韧劲”或许在当下并不是件好事。新丰镇政府的一名干部说：“现在养猪亏了其实是引导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好时机，但矛盾在于，农户已经习惯了养猪，而替代的产业能不能吸引农户仍是个问题？”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镇政府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新丰镇有两个农业特色，一个是生猪，另一个就是生姜。目前生姜在新丰镇已经有9000多亩种地，我们称作‘万元千斤’模式，就是一亩地产出1万元以上的生姜，外加1千斤一级晚稻，这个模式我们正在浙江省内力推。”

“另外一个是今年年初，我带了下面10村的村长还有部分农户到周边地区去学习，发现那边的白玉蜗牛产业做的非常好，必胜客里面吃的都是这个，而且生态环保，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产业对接，把原来的猪舍改建成蜗牛养殖基地。”

黄军说，从盈利的角度来讲，后两者与养猪的收益其实差别不大，特别是这两年生姜产业发展的很快，有的种植户收入已经很高，每亩收益的净利润已经达到1.5万-1.6万元，再加1000斤水稻，收入非常可观。

但黄军认为，仅此说服猪农放弃养猪仍有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观念的转变上，还有引导政策上。

另一位镇政府干部坦言，有些难题也并非单靠镇一级政府能够解决，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投入仍需要市区两级政府的给予才能办事。

养猪改革：根据规划，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一方面是引导转型，一方面是缩减产能。据当地政府介绍，2010年时他们采取的是生猪控量，但如今已转变成生猪减量。

黄军说：“农业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每亩地承载3头猪的废弃物，我们现在的耕地面积在5.9万多亩，所以新丰镇的生猪总数必须控制在18万头以内，但现在是25万头。”

目前，当地政府准备采取禁限区的方式来抑制生猪产能：从2013年起正式开始减量，将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统统划为禁养区，在2015年年底前把禁养区内所有的养猪户都关停。而限养区内，则严格控制猪舍的翻建和扩建。

除了缩减产能外，嘉兴小而散的养猪模式改革也是困扰新丰镇的另一项难题。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规模化养猪操作起来很难。打个比方说，我把30户猪农原来的猪棚全部拆了，统一进入到牧业小区，统一管理。但是难题在于，猪农在既有的养猪模式下，都已经有自己的猪舍了，你让他推掉重来，他不愿意。”黄军说。

黄军的看法是: “搞这个项目，必须要先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牧业小区，一个是当地的生猪协会。这个事情政府来做不合适，必须搞一个协会，让协会去牵头组织猪农30户、50户去做这个推进。”

不过一大堆改革难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投资几百万的牧业小区谁来出资建造？“我们希望是散户集体出资，股份化运作，政府适当配套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现有的体制规则内，可以最大利用的激励措施是：市区两级财政鼓励支付10%建设费用补贴，农户假设造100万，政府补贴10万，但最高50万封顶。

“把分散农户做规模养殖的模式没有先例，现在只能做探索，但我担心农户又是股东又是经营者，恐怕在最终收益分红上会很难统一。”黄军说。

当地政府认为，目前，规模化养殖能给猪农们看得到的好处是：1.硬件设施会更好，污染处理更简单，不用担心像现在每天被环保巡逻人员找茬；2.规模化养殖能降低部分养殖成本。

“总之，农户都是很现实的，有好处他就干。所以作为政府来说，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起步案例。”黄军表示。

80元补贴去向：猪“游泳”背后的账本
3月19日，嘉兴小雨。位于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的河道内已看不到任何死猪尸体的踪迹。

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的消息，截至3月24日15时，上海市相关区域内当天仍打捞起漂浮死猪98具，已做全部焚烧处理。目前根据官方公开数据的统计，上海打捞死猪数量总共已达10924具。

随着3月初上海黄浦江上游大量死猪漂浮事件的发生，有着嘉兴养猪第一大村之称的竹林村正成为外界集中调查研究的现实样本。关于猪农为何要向河道中抛扔死猪的疑惑，虽然众说纷纭，但至今仍无定论。

“我不否认有个别农户把死猪乱扔丢弃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竹林村和新丰镇是很少有发生的。”3月20日下午，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

目前，新丰镇政府更愿意将当地“偶尔”的“抛尸”现象归结于：农户习惯差、环保意识不高等原因。而本报记者却在调查中发现，死猪抛尸的背后，正隐约浮现出一本令人生疑的经济账本。

竹林村的“辩白”
“我不扔的，我也不知道谁扔……这个东西不好说。”在嘉兴多个村的采访中，这是猪农们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目前，只要问到有关死猪的去向，竹林村里几乎众口一词——“去了处理场，打电话就会上门来收的”。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介绍说，新丰镇有系统的死猪处理收集办法，每个村会配备两个死猪收集员，每个村都有死猪处理池。谁家的猪死了只要一个电话，收集员就会上门来收猪。

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猪农处理死猪似乎“轻而易举”，完全没有扔在河里的理由。

但同处嘉兴南湖区辖区内七星镇上的一位村民告诉本报记者：“这事（黄浦江死猪事件）以前，每年新丰镇村子附近的河道中，都可以看到死猪漂浮的尸体。”

有消息称，自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竹林村就增派了专门的死猪打捞队对其河道进行专职打捞。3月20日，当地政府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并没有对打捞起的死猪数量做过任何数字统计。

“有个别农户存在这种现象，但是不会有一万头那么多，起码肯定不是在新丰镇扔下去的。”对此，黄军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每一头生猪在45天阉割时都会上耳标，通过耳标上的信息便可以查到养殖户。但当地政府表示，他们没有通过耳标进行抛尸“逆查”。

黄军给出的理由是，由于新丰镇仔猪交易有非常大的业务量，有些农户并不把生猪全程养大，而是专门养母猪产仔，在猪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卖给了其它猪户，交易到周边，所以很难通过死猪的耳标来确认猪户。

“主要是取证太困难了，嘉兴这次立案调查的8个猪农都是自己承认的，他不认你很难查。”

在黄浦江的事态日趋严重后，新丰镇政府下发了《关于新丰镇畜禽无害化处理告知书》，新丰镇的干部告诉记者说，现在谁再敢扔死猪，抓到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7天。

谁拿了80元的补贴？
在采访中，新丰镇政府将猪农抛扔死猪的逻辑解读为“环保意识淡薄”。黄军说：“我们每年都做猪农的宣传工作，把告知书下发到各家农户手里。但是农户环保意识差，习惯不好，扔猪就像生活垃圾一样喜欢随手丢弃。”

不过，据邻村永丰村一位猪农透露称，虽然说死猪扔到处理池是不要钱的，但如果你家死的是大猪，收集员就会叫来铲车，而每次铲车的费用要收80元。

目前，一头大猪的体重在200至250斤，根据目前5.6元/斤的生猪价格水平，死一头猪意味着农户至少要亏1120到1400元。有当地猪农称，过去会有专门收死猪的小贩来上门要，每头至少可以卖个200元左右，但2年前这种交易开始停止了，因为嘉兴当地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售卖死猪的行为。所以如今一旦猪死了，所有的成本只能猪农自己承担，如果再要猪农额外掏80元的铲车费，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黄军向本报承认，这一现象的确存在。“每个村子不一定，竹林村80元，有的村低一点，有的村不要钱。”

但黄军说：“这一现象多是针对母猪，一头母猪有四五百斤重，收集员抬不动所以必须用铲车。但是母猪死了有保险，可以得到保险公司1000元的补偿，没理由为了多付80元把1000元扔掉。”

而对于没有保险赔偿的大猪处理，该由哪方来承担经费，黄军没有做正面回答。

事实上，2011年7月，国家财政部曾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而在当地的采访中，5个村的猪农几乎异口同声的表示，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这一补贴规定。

对此，当地政府解释称，这80元的补贴需要做无害化处理才能拿到，由于村委会替猪农做了无害化处理，所以这个补贴没有发到农户手里，而是发到村一级。

当地政府没有透露这一财政补贴的总金额，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竹林村的死猪数字，今年前两个月份，整个村子的死猪数量接近2万头，按照每头80元的补贴，意味着前两月内该村村委会就拿到160万的财政补贴！

而据黄军介绍，每年造无害化处理池的预算是嘉兴南湖区一级的财政支出，国家补贴并没有对这个进行投入。这笔补贴主要用于建造处理池所占耕地的土地处理所需支付的农作物“青苗补偿费”，另外还有两个收集人员的工资、收集车辆的费用以及无害化消毒的费用。

目前，各地政府虽然对“青苗补偿费”定价不一，但基本都在1000-2000元/亩的价格区间，即便征用十亩土地用作建无害化处理池，所需的费用也只不过需要1万-2万元。

新丰镇的一位干部说：“我们已经在考虑，把大猪铲车处理费用以后也由村一级财政补贴去承担，这个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高温湿化处理

据本报记者在当地看到的情况，多个处理池均已标注“病死猪处理池已满”的字样。

目前，新丰镇死猪处理量缺口到底有多大？外界无从知晓。

据黄军介绍，目前整个新丰镇上一共有无害化处理池112个，其中属于村一级所有的只有40个，其它72个都是规模户、养殖厂户所私人拥有。

“规模户的处理池只给自己用，其它猪农是不能享受的。”

据介绍，无害化处理池是一个密闭的水泥罐体，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黄军告诉记者：“现在用的无害化处理池的技术还不够先进，它的处理周期较长，消化一头小猪要半年时间左右，大猪则起码需要1年，有的则更长。”

据了解，村一级掌控的40个处理池中，最大的消化容量在每池40吨（8万斤）。所有加起来也不超过320万斤，以一头大猪最少200斤来算，最多处理量不过16000头。

而目前，新丰镇的生猪存栏量为25万头，按照业内10%的极低死亡率来算，一年也要需有25000头的消化能力。

黄军说，从2010年建设第一个处理池开始，我们每年建设，但是每年尸体都饱和。2010年和2011年共建24个，2012年续建了16个，今年计划再建11个新处理池，每个大概造价6万多元。

“但是恐怕处理量仍不够，所以南湖区希望统一周边几个大镇，搞一个工业化处理项目，建个湿化厂专门处理猪尸体，通过高温湿化的处理方式，把死猪提炼成油脂可以做肥皂，把残渣做成有机肥。大概12月底可以投产，区一级财政来投入，建设成本大概要1700万元。消化能力嘛，还有待上一级行政部门确认。”黄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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