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粮食危机”又来了?两个月来,国际粮价上演了好莱坞式的飙升大戏:玉米价格蹿升50%,至历史最高点;大豆和小麦价格暴涨30%。覆盖55种食品的全球粮食价格指数7月反弹6%。即便8月指数相比7月有所企稳,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仍提醒说,“需对此保持警惕”。受此影响,8月中国CPI指数同比上涨2%,略高于7月的1.8%;环比增幅由7月的0.1%增至0.6%。中国进口的粮食有限,主要集中在大豆和玉米。作为榨油原料和生猪饲料,这两种产品价格上涨,可能促使食用油和猪肉价格反弹。有评论认为,“新一轮涨价正蠢蠢欲动”。
粮食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
即便身处工业时代,人类粮食的丰歉还要看老天的脸色。入夏以来,俄罗斯干旱导致粮食减产,算是粮价攀升的“导火索”,俄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之后,美国遭遇“半世纪不遇”的旱灾,该国控制了全球玉米出口量的一半,以及超过35%的大豆出口。随后美国农业部下调了全球小麦产量预期,更加剧市场恐慌。粮价于是“坐上了火箭”。
但把价格波动全部归罪于“天灾”是有问题的。去年年初,全球“粮食危机”也一度搞得风声鹤唳。当时粮价暴涨的“理由”,也是气候异常。2010年俄罗斯也遭遇了旱情,澳大利亚则在收割期遇到洪水,紧接着是中国北方小麦产区遇到旱情。
不过,这些听上去骇人的灾害,最终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有限。中国去年依然创造了粮食总量“八连增”的纪录。
粮食专家们普遍认为,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关系总体没有出现根本改变。气候导致的粮食减产因素,完全没有严重到让粮食价格在短期内如此发生剧烈波动。这种基于金融期货市场放大之后的“粮价恐慌”,与真实的供求关系恐怕无关。
经历过股市暴涨暴跌的人们,很明白“价格信号”的虚妄,那不过是炒作而已。2008年的“粮食危机”,肇始于美国政府的“生物能源计划”,这一度成为粮食市场最大的炒作“由头”。玉米换石油,绝妙的乙醇汽油替代方案。这方案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可在当时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预期,引发了动荡。
预期决定价格,而不是需求。在农产品的涨价狂潮中,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简称“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就是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80%的“中间商”们,以及各种类型的基金、“游资”,在价格的大起大落中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一般国家老百姓为食品价格上涨所困,完全依靠国际市场吃饭的穷国则爆发了饥荒。
2012年的“粮食危机”,很大程度上同样基于“炒作”。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粮食安全专家涅克·孔宁表示,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天气的干扰比往年更为严重,是金融投机活动放大了影响;农业咨询机构东方艾格总经理黄德钧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可供炒作的题材不多,美国大旱正好让资金有了施展的地方;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谢建民认为,这次美国、俄罗斯的干旱确实影响了玉米、大豆、小麦的收成,但全球谷物产量的总预测还是增产,只是幅度略低,价格上涨主因是投机炒作。
汤森路透的数据则显示,仅7月3日前的一周,对冲基金及其他大型大宗商品投资者就向美国的能源、谷物与金属市场投入约130亿美元,规模为近两年来最大。
并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这种由金融操控来决定的“价格游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饭碗和口粮。2012年炒作的由头还是“天公不作美”,其实毫无创意,但金融市场的“热钱”却闻风而动,不论各种减产预期是虚是实,反正先涨起来再说。
农产品的“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于价格操纵者而言,没有“波幅”就没有利润。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的货币,尤其是美元,如洪水四处泛滥。经济学家向松祚说得好:“它们(美元)不炒原油就炒黄金,不炒黄金就炒债券,不炒债券就炒粮食。”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点出了“粮食危机”的本质。他认为,现在,整个国际农产品的“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每当有一个由头的时候,都会出现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比如说,即使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它现在只是在生产期,还没到收割期,最后实际产量到底如何并不清楚,而旱灾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反应到价格上,人们的心理预期左右着农产品价格,农产品的金融属性越强,价格波动越明显。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用“农产品的武器化”来形容一波又一波的“粮食危机”。在他看来,粮食等农产品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周期长,储藏费用高。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小,多了价格暴跌,少了价格暴涨,自古以来就容易让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国内有“豆你玩”、“蒜你狠”这些小投机商,国际上则是金融定价,包括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内,都是由国际大资本来定价,“定价权就是控制权,有控制权就一定可以赚大钱。”
这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农产品短缺阶段,以追求“产量增长”为目标。第二阶段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追求“价格增长”为目标。而第三阶段是农业资本全球化,以追求“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为目标,国际上巨型粮食企业往往通过掌控“定价权”来支配市场,甚至威胁某国粮食安全,就叫做“农产品的武器化”。
他表示,国家有关部门曾对国内几家“串通”涨价的绿豆经营企业实施处罚,后来不了了之。而一旦发生“国内农产品价格定价权的国际化”,将来有很多家外资控制的粮食企业和投机资本串通起来,导致粮食、棉花、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暴涨,实施处罚和监管的难度就更大。
少酒减肉应对“粮食危机”
如果排除“炒作”因素,“粮食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
数据显示,我国长期坚持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粮食自给率多年来保持95%以上,少量粮食进口并非是口粮不足,而是为了调剂余缺。2012年,夏粮获“九连丰”,粮食库存充裕。农业部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好于去年,有望再获丰收,稳定的供给可以保障粮价平稳。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粮食库存占消费的比重超过4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水平,足以保证国内市场供应。
对于玉米、大豆涨价影响食用油价格的担忧,粮食专家也认为不必过度夸大。一则是发改委等物价部门对各大食用油企业加大了监管力度;二则是除了豆油、玉米油,还有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储备可以替代,市场上的油料供给总体很充足。
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产量从4.3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5.7亿吨。2011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当年净进口肉蛋奶果等农产品,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直逼500公斤大关,而世界粮农组织认为人均400公斤即可满足营养均衡。
国土资源部专家熊志强分析称,中国老百姓餐桌越来越丰盛,大部分国人的餐饮结构已从“温饱型”跃入“小康型”,主食消费逐年下降,肉蛋奶酒等副食消费逐年上升。猛增的粮食消费量中,很多都是主食转化成的副食。
据统计,目前我国口粮消费约占30%,饲料用粮约占40%,工业用粮约占20%,种子和新增储备用粮约占5%,损耗浪费等约占5%。长时间以来,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口粮、种子及新增储备、损耗等稳中有降,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持续攀升。预计饲料用粮将达粮食消费总量的50%左右,工业用粮将达到25%以上。
2003年-2011年,中国肉类总产量从6932.9万吨上升为8100万吨左右,中国肉类生产以猪肉为主,牛羊肉的比例不到15%,每斤猪肉约需消耗2.4斤粮食,每斤禽肉或禽蛋约需消耗1.3斤粮食。此外,存栏的母猪以及水产养殖等也需要大量粮食。
工业用粮中,酒类用粮的增速最为迅猛。2011年,我国生产白酒(折成65度)达到创纪录的102.56亿升,相当于2003年白酒产量的3倍多,平均每人15瓶。生产1升65度白酒消耗粮食2-4公斤,取中间值,白酒约耗粮3000万吨。2011年,我国生产啤酒489.9亿升,比2003年增长93%。生产1升啤酒约消耗粮食0.2公斤,啤酒耗粮接近1000万吨。这就是说,仅仅酒类和酒精耗粮,就占粮食产量的10%以上。
熊志强表示,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但是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因此尽管我国肥胖人口已达3.25亿,但是谁也动摇不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美食佳酿上赶美超英的决心,中国肥胖人口预计在未来20年增加一倍。
同时,我国白酒和啤酒产量早已雄踞世界第一,但啤酒人均消费量还不足德国的1/3,白酒人均消费量不及俄罗斯的1/4,因此商家都认为酒类生产和消费还有巨大增长空间。
但不要忘记,支撑这种“小康型”饮食结构的基础是粮食。
据统计,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肉蛋奶的支出是1339元,农村居民人均购买肉蛋奶的支出是449元。熊志强举例称,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假如6.56亿乡村人口每人每天多吃1个鸡蛋、1两肉,两亿成年男性农民每周多喝1瓶啤酒,这点要求看似微薄,但用2011年全年增产的粮食都无法满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未来中国必须应对“粮食危机”的挑战,那也不会是因为缺乏口粮,而是在粮价过高、中国又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恐怕就必须通过“全民减肥和全民禁酒运动”,来减少肉食和副食对粮食的消耗。对全民健康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粮食安全还得靠农业技术
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如能控制在15亿,人年均粮食消费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则需要粮食7.5亿吨,与现有产量相差1.8亿吨,即使可以进口0.9亿吨(约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40%,几乎是进口极限),仍需要国内增产0.9亿吨。
熊志强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经济分析人士任冲昊则认为,中国在人均吃肉五六十公斤的前提下做到95%粮食自给率,这主要依赖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相比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比较高,“我们是工业化的种地,能生产足够量的化肥,修足够多的渠道和水库,让袁隆平这样的团队培养世界上最高产的种子。”
相比之下,印度粮食一没化肥,二没水利,三没有良种。虽然他们人比中国少,耕地比中国多,但人均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任冲昊引用了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猪的存栏量是5亿头左右,每年要吃掉1.7亿吨饲料粮。而印度12亿人,每年只有2.2亿吨粮食可以吃。也就是说,“工业化的猪要比纯粹农业国的人吃得饱,吃得好”。
在他看来,如果发生“粮食危机”,中国大不了不进口粮食,顶多5%-10%的比例,这对中国人的健康毫无影响,甚至可能有好的影响。因而,保证粮食安全本质上还是要发展农业技术,而发展农业技术必须依托中国持续升级换代的工业化进程。
总体而言,短期看中国无须过度担忧“粮食危机”。正如李国祥的判断,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在此次主要受天气因素影响的粮食危机中不必太过惊慌。
他认为,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将预期产量调得过低,后期随着灾情的好转,产量估计还能上调。“中国需要沉住气,手里有储备,不进行恐慌性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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