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城镇化和老龄化双重加速阶段。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二者反映了人口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转型特征。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对食品需求会产生重大影响。从人口城乡结构来看，消费主体处于不同空间，收入水平、职业差异明显，消费习惯会产生明显区别。亚洲高收入国家二十世纪70-90年代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人口扩大、畜产品消费量提高，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饲料粮)，从而扩大粮食的总需求量。从年龄结构来看，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消费需求会有明显的区别。美国统计数据表明，食品支出的高峰出现在35-44岁阶段，之后逐渐下降，75岁以上阶段食品支出下降到高峰时的一半左右。根据FAO数据表17-18岁成人热量需求值达到高点，随后呈现下降趋势，60-69岁人口热量需求为最高值的70.3%，80-89岁进一步下降到49.9%。

我国人口在空间上表现为从乡村向城市快速迁移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2014年的54.77%，中国城镇化处于加速时期。而且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将继续提高，2020-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86%。城镇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我国人口在时间上呈现出快速老龄化特征。1982年我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4.9%，2000年达到7%，我国已经迈入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2014年我国老龄化率进一步增长到10.1%，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30年老龄化比率有可能接近20%。城镇化与老龄化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多重冲击，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城镇化将扩大我国粮食需求。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畜产品消费导致的饲料粮消费增长迅速，因此人均最终的每日粮食消费量表现出上涨趋势。2012年城镇居民年粮食消费量比农村居民高45.7公斤。在考虑全面放开二胎条件下，课题组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在2034年达到人口峰值14.9亿人，城镇化率为74.49%，以2012年城乡粮食消费量差异为基础初步匡算，城镇化水平提高将导致粮食食用消费量增长1580万吨，比城市化水平不变情况下的粮食消费总量扩大2.82%。2034年中国粮食消费量主要来自城镇居民的需求，份额为77.13%，与2014年情况(约59.2%)相比，份额显着扩大。预测结果表明，城镇化意味着未来我国粮食供求均衡中来自需求侧的压力会有所扩大。

老龄化将降低我国粮食需求。课题组在湖北、云南和河南的调查表明，老龄人口日常饮食口味偏淡、消费的动物性食品比重相对较少，粮食需求量明显减少，大致比其青壮年时期下降30%左右。FAO发布的不同年龄组别食品消费权重表显示，老龄人口食物消费水平为青壮年的50%-70%。根据该权重表，在预测了未来人口趋势、年龄结构的基础上，课题组测算了两种口径下的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发现在老龄化情形下，我国粮食需求峰值比常规预测早五年达到，而且少1029.24万吨，差额约为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的1.66%，这意味着我国在谋划未来粮食供给时可以有1.66个百分点的松弛空间。

我国粮食需求将出现倒U型走势。人口变化是我国粮食需求变化的主导性决定因素。未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走势。相应的，按照常规预测，2034年我国粮食需求量将达到峰值，此后粮食需求量下降，2050年粮食需求量回落到与2019年相当的6.48亿吨。同样的，在考虑年龄结构的情形下，我国粮食需求量于202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渐减少，2050年回落到与2017年相当的粮食需求水平6.28亿吨。综合城镇化与老龄化对我国粮食需求影响时，我国粮食需求量呈现倒U型走势，其峰值出现在2032年，为6.73亿吨，此后逐渐减少，2050年回落到与2019年相当的水平6.42亿吨。综合来看，城镇化的增量影响大于人口老龄化的减量影响，因此综合方案的粮食需求峰值和达到时间居于中间位置。

有鉴于此，未来应对人口变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需要采取有效对策。

首先，要针对人口变迁趋势准确预测中国粮食需求。人口变迁会导致中国粮食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考虑人口变迁因素。一方面要把握城镇化进程，有效预测未来城镇化人口规模，为相应增加我国粮食多渠道供给早作筹谋和精准测算。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着重考虑未来老龄化趋势，考虑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导致的粮食需求减量，为适度控制我国粮食供给提供数量依据。人口变迁导致的、精确的综合增减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人口—粮食需求预测系统。该预测系统要解决三大关切，一要掌握我国不同人群、不同地区对不同粮食品种的消费需求参数和变化规律;二要建立家庭消费和外出消费数据库，补足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外出消费无统计数据的缺陷;三要充分考虑影响我国人口变迁的新因素，比如全面二胎政策以及国际人口流通等，对这些重要影响因素考虑得越全面，影响机理梳理得越清晰，越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需求预测的精确度。

其次，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满足我国粮食增量需求。课题组预测表明我国未来粮食需求量高峰为6.73亿吨，比我国2015年的粮食产量高8.24%，约5119万吨，约占世界粮食市场13-16%。未来我国完全可以把增量需求投向国际市场，这种贸易量是国际粮食市场可以承受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满足我国粮食增量需求，要采取“稳步扩大粮食贸易、稳定粮食需求预期、合作开发粮食资源、布局粮食产业环节”的战略举措。可以逐年有节奏地稳步扩大粮食进口量，符合我国粮食安全立足国内的战略要求;而且，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粮食进口需求形成稳定预期，针对中国形成有效的粮食供给，不会剧烈冲击国际粮食市场，不会导致国际粮价飙涨。鉴于国际粮食资源和开发技术及能力之间不完全匹配，中国要积极实施粮食“走出去”战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粮食生产资源，实施负责任的农业投资，积极在东道国传播粮食生产技术、增加投资，有效协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增加全球粮食供给能力。中国以全球视野配置粮食资源，需要从全产业链布局的角度出发，在粮食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合理布点，长远谋划，形成全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和导向性影响能力。

其三，要着力保持生产潜力适当调低粮食产量目标。在政策支持、科技进步、粮农积极性高、气候有利的总体利好环境下，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但是，粮食“十二连增”背后出现了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内价格高过国际粮价的现象，导致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是粮食库存积压严重。破解这个难题亟需采取有效对策：一是调整粮食支持政策，适当调低粮食收储价格，促进国内粮价合理回归;二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实行轮作休耕政策，修复粮食生产所用水土资源的承受能力，缓解粮食生产的生态压力，有效消化目前较高的粮食库存;三是主动满足并合理调控国内对进口粮食的快速增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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