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很多问题存在，一些老人还是愿意呆着村里。

戴文和南坑村的钟兆武就是典型，他们认为村里空气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再冷清也比居住在城里安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下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

钟兆柳很赞同他的话。怎样不让这些“空心村”消亡，重焕生机？钟兆柳说需要有产业支撑。

他曾三次到江西婺源去考察那里的古村落旅游，最大的愿望是将“和婺源条件相似”的合水村复制成另一个婺源。

他现在正忙着寻找投资人。“希望在这些村落消失前，能有贵人出现。”

没有挽歌 没有送别

有一种选择叫离开，有一种趋势叫进城。

本期的“天下”周刊，聚焦“空心村”，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写实。

城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镇化”，这是一种大势所趋。偌大国家，超过半数的人城镇化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不由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现在农民工就有2亿多在城市里干活，尽管不是具有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里人”，但他们终归是离开了乡村。那么多人离开了，乡村哪有不“空”的道理？

我曾经在基层当过领导，比较知道农村、农业、农民。我明白“下山脱贫”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留在高高的山上，特别是留在一些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连脱贫都很难，真是没有多少出路的。别的不说，难以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告别的选择，看起来是无奈的选择，其实也是文明的选择。

乡村，是我和像我一样的许多人的童年记忆。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曾说：“童年是人类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其实就是“人类的父亲”。但我毕竟告别了童年、离开了乡村，这其实是我的必然选择。我是兄弟姐妹五个，都是早已离开了乡村，我们的下一代更无可能回到乡村；等到年迈的父母辞世，对我们家来说，这“两个老人的乡村家庭”就再也与乡村没有多少关系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乡村会有“空壳化”的变化，城市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就是某个因发现石油而建立、兴盛起来的城市，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采掘，石油已经基本采完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枯竭了，陆陆续续搬离了这个石油之城，使之逐渐变成了“空城”。甚至美国一些行业性很强的城市，因为产业变迁，加上经济危机，都有很多人搬离了这样的城市。

应该看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帮助它转变得更自然一些，更妥帖一些，努力避免各种负面影响。特别是，要对那些一时难以“转身”的老人们，要多加关怀。至少我们应该有办法有措施，避免出现“留守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这样的情形。

一个人的村庄，抑或一群人的城镇。发展，变革，需要我们尊重现实，更需要我们尊重规律。往前走吧，沿着前进的路，不同的鲜花，终归是要次第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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